1961年，在一篇向英國學界介紹美國社會學的論文中，30來歲卻已是學界翹楚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梅爾瑟（Neil Smelser）以輕蔑的語氣對C. 賴特·米爾斯做出如是評價：“［米爾斯先生］在當代美國社會學界無足輕重，雖然其著作在學術圈外頗為暢銷，並在某些政治圈子裏廣為傳閱。……由於占據了大眾和商業媒體的重要發言平台，他影響了圈外人士對社會學的印象。他是在美國頭號評論媒體《紐約時報書評》上對學界同行做出最多點評的社會學家。”李普塞特和斯梅爾瑟顯然未能預見米爾斯對社會學的持久影響力。時至今日，米爾斯已成為社會學史上的傳奇人物。1997年，國際社會學會選出了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部社會學著作，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高居第二，僅次於馬克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
米爾斯去世已超過半個世紀，當代中國社會和20世紀中葉的美國更是天差地別。我們今天讀米爾斯，不在於書中的曆史細節和政策是非，而在於他迫使我們反思一個核心問題：社會學家應如何想象？
首先，社會學家應直麵時代的大問題。米爾斯認為，社會學家必須承擔時代的文化責任，發揮相應的公共職能。他並不主張學者拋開研究，以社會活動為業，而是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為審美而審美的研究理念，反對狹隘的經驗研究與科學主義。在他看來，社會學的技藝在於轉譯（translation）和賦權（empowerment）。社會學家有責任向一般讀者闡明，他們的私人困擾並不隻是個人命運的問題，而是和全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密不可分；社會結構若不發生根本性轉變，他們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米爾斯一方麵炮轟空中樓閣的宏大理論建構，另一方麵反對研究方法淩駕於實質議題之上的經驗主義。時過境遷，米爾斯所批判的現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本加厲。再看中國，社會學重建30多年以來，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湧現了一批才華橫溢的青年學者。從理論到方法，從後現代到大數據，我們對西方學術前沿已不再陌生。然而，我們是不是讓術語和數據掩蓋了事實本身？有沒有忘了自己投身學術最初的感動？社會總體結構如何？它在人類曆史上的位置如何？這個社會中的獲利者是誰？米爾斯敦促我們對這些問題做出正麵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