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抽象經驗主義，目前流行兩種辯護。如果我們接受這兩種辯護，就意味著這種風格的結果的單薄貧乏，與其歸咎於“方法”本身的內在特性，不如怪罪到“次要的”原因，也就是資金缺少、時間不夠。
首先，人們可能會說，由於這類研究通常耗費巨資，要對提供經費的利益集團所關心的問題給予一定的關注，必然會受此影響；不僅如此，這些利益集團攏在一起，問題可謂零散細碎。因此，研究者在選擇問題時，還不能夠實現結果的真正積累，也就是說，以更具顯著意義的方式匯總結果。他們已經盡力而為，隻是無法關注能夠帶來成果的一係列實質問題，這樣就不得不專注於發展方法，無論實質議題是什麽，都可以付諸研究。
簡言之，求取真理的經濟學，即研究的成本，與求取真理的政治學，即通過研究來闡明具有重要意義的議題，並使政治論爭更貼近現實，兩者之間似乎相互抵觸。結論是：隻要社會研究機構在國家科學基金總量中占有一定份額，如四分之一，隻要它們可以如其所願地自由支配這筆錢，那情況就會大有好轉。必須承認，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合理的期待。但其他人也不知道，雖說對於我們當中那些行政管理型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坦然地為了造勢上位，放棄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想必持有上述的信念。不過，如果單單揪住這個話題，會使思想批判無法切中要害。不僅如此，還有一樣事情是非常清楚的：由於“方法”耗費昂貴，其踐行者往往會涉足自己研究的商業性和科層性運用，這的確會影響研究的風格。
其次，人們可能會想，批評者隻是缺乏耐心，但我明白，所謂“科學的要求”的管理話語可不是最近幾十年來才有的，而是存在了數百年。你可以說，隻要“循序漸進”，這類研究自然會積累起來，使我們有可能概括出有關社會的具有顯著意義的結果。在我看來，從這種思路來給出正當化辯護，等於假定把社會科學的發展看作一項奇特的築磚成牆的努力。它假定，究其本質而言，諸如此類的研究能夠作為“基本單元”，在未來的某個時節被“加總”或“接合”，從而“構築”有關某個整體的可信賴並可驗證的形象。但這並不單純是一種預設，而是一項明確的政策。拉紮斯菲爾德斷言：“經驗科學必須研究具體的問題，將眾多瑣碎、細致、耗時的調查的結果匯總起來，構築更為廣泛的知識。有更多的學人轉向社會科學，這當然值得讚賞，但並不是因為這種趨勢會在一夜之間拯救世界，而是因為這會在某種程度上加快最終發展出一門整合性社會科學的艱難任務的進程，而這樣的科學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並控製社會事務。”[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