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於許多問題的研究中，與哲學截然有別的經驗主義的特定方法顯然是方便合用的。我也看不出任何人能夠合乎情理地反對這樣來使用這些方法。當然，通過適當的抽象，我們能夠精確地談論任何事情。沒有什麽東西本質上是排斥測量的。
如果你所研究的那些問題很適宜於統計程序，那就應當堅持嚐試使用。比如，要摸索一套有關精英的理論，我們需要知道一群將軍的社會出身，自然會努力找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比例。如果我們需要了解白領人群的實際收入從1900年以來上漲或下降的程度，就會做個按行業區分的收入的時間序列，並以某種價格指數作為控製。不過，一旦一般化，誰都不需要接受這樣的程序作為唯一可用的程序。當然，也沒有人需要接受這個模式作為總體上的典範。這並不是唯一的一種經驗方式。
我們應當依照對於整體的不那麽精確的看法，選擇特定的、細碎的特性，進行深入而精確的研究，以便解決與結構性整體相關的問題。這種選擇的做出依據的是我們的問題的要求，而不是遵照某種認識論教條得出的“必要性”。
我並不假定什麽人有權利反對就微小問題進行細節性研究。這類研究所要求的局部聚焦或許屬於可敬的對於精確與確定的追求，可能也算學術分工的一部分，同樣屬於任何人都不該反對的專業化的一部分。但我們當然也有權問一句：如果這些研究屬於某種分工，而作為整體的勞動構成了社會科學事業，那麽這些研究所屬的整體中其他分工在哪裏？將諸如此類的研究納入某個更大圖景的那個“分工”又在哪裏？
應當指出，幾乎所有研究風格的踐行者都往往使用類似的口號。今天每個點算屋外附屬設施的人（這個老梗絕不僅僅是個笑話）都非常清楚自己這麽做在概念上的含義；而每個詳盡闡發區分特性的人（許多人還隻幹這檔子事兒）也都對“經驗驗證範式”一清二楚。人們普遍認識到，任何係統性的理解嚐試，都涉及（經驗）吸收（intake）與（理論）吸收（assimilation）之間的某種相互輪替，也就是說，應當用概念和觀念來指導事實調查，而細節性調查又應當被用來核查及重塑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