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實用取向帶來了社會科學的新形象，也帶來了社會科學家的新形象。新的機構出現了，包括工業關係中心，大學的研究部門，企業、空軍和政府中的新設研發分支，安置了這種非自由主義的實用取向。它們並不關注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那些飽嚐打擊的人們，如惹是生非的壞小子、有失檢點的爛女人、居無定所的流動工、尚未歸化的移民。恰恰相反，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幻想中，它們都關聯著社會的頂層，尤其是那些通曉事理的工商經理和掌握大筆預算的軍隊將領。社會科學家們和遠超福利機構和縣府農業家政顧問[9]的高層級公私權力結成了專業上的關係，這在其各自的學科發展史上都是頭一遭。
他們自己的定位從學院轉向科層，他們麵向的公眾從改良運動轉到決策集團，他們研究的問題從自己的選擇轉為新主顧的要求。學者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對抗往往趨於和緩，更加迎合行政管理的實用考慮。他們大體接受了體製現狀，傾向於從管理者相信自己麵對的那些困擾和議題中梳理出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研究的是不安現狀、缺乏士氣的工人，考察的是“不理解”管理人際關係藝術的管理者。他們還兢兢業業地服務於傳媒廣告業的商企目的。
對於處理“人際關係”的管理技術專家，和給作為權力體製的工商企業提供的新的正當性辯護而言，需求都大大增加了，而新型實用取向就是學院對此趨勢的回應。對於人員和意識形態的這些新需求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美國社會裏的一些具體變遷，如工會興起成為競奪效忠的核心，以及蕭條期間公眾對於工商業的厭憎；也因為現代企業權力的規模龐大，高度集中；還因為福利國家愈益擴張，得到公眾接受，並加強了對於經濟事務的幹預。諸如此類的發展趨勢也都體現在商界高層的轉化中，他們從所謂經濟上講求實用的保守主義，轉向了政治上老於世故的保守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