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十年來，除了舊有的實用取向，又冒出來新的一種，事實上，是好幾種新類型。自由主義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再是一種改良思潮，而是福利國家中對於各項社會服務的管理。社會學已經喪失了它的改良動力，愈益偏重於支離破碎的問題，趨向於零散的因果關係，從而轉向保守主義，為企業、軍隊和國家所用。隨著這類科層機構日益主宰了經濟、政治和軍事諸秩序，“實用的”意思也發生了轉換。人們認為，隻有服務於這些大製度大機構的宗旨才能稱得上“實用的”宗旨。[6]
或許我們能夠用“工廠人際關係”學派來便捷地示例新型的非自由主義實用取向（illiberal practicality）。[7] 如果我們看看這種風格的“文獻”中指涉管理者和工人的所有用語，就會發現，談論管理者時，基本都是沿循“聰明—不聰明”“合理—不合理”“有見識—沒見識”這樣的路數，而提到工人時，基本都是沿循“快活—不快活”“有效率—沒效率”“士氣高—士氣低”這樣的路數。
這些學者提出的建議，無論是直截了當還是間接默含，大多可以精確概括為如下簡單公式：要讓工人快活、高效、合作，我們隻需要讓管理者聰明、合理、有見識。這就是有關工廠人際關係的政治公式嗎？如果不是，那還包括什麽？如果是，結合實際地講，這個公式難道不是把工廠關係的有關問題給“心理學化”了嗎？它所依賴的基礎，難道不就是有關各種利益之間的自然和諧的古典公式嗎？隻是現在這些公式令人遺憾地摻雜了人際關係的脆弱性，體現為管理者的不聰明，工人的不快活、不理性。基於這些研究而概括出的建議，能在多大程度上讓人事管理者通過增進對於雇員的理解，抵消他們針對管理方的非正式團結，放鬆自己自恃權威的做派，放寬對於雇員的操控，以此確保更為寬鬆、順暢、有效的管理？上述種種，在士氣（morale）這個“概念”中凸顯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