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這些最急切地想要摸索出道德上冷靜客觀的方法的人，卻最深入地參與了“應用性社會科學”和“人類工程”，這似乎頗為諷刺。既然抽象經驗主義做派的研究耗資不菲，那就隻有大型機構才能輕鬆負擔，其中包括企業、軍隊、政府，以及它們的分支機構，尤其是廣告、推銷和公關部門。基金會同樣也能負擔，但是掌管基金會的人員做起事情來，往往傾向於遵照實用取向的新典範，也就是說，從科層角度來看是適宜的新典範。其結果是，這種風格就已經逐步體現在確定的機構核心中：（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廣告和市場部門，30年代開始進入企業和綜合民調機構，40年代以後蔓延到學術生活，特別是一些研究機構，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擴展到了聯邦政府的研究部門。機構模式目前還在不斷擴張，但上述這些依然是其堅強堡壘。
這些所費不貲的技術頗具形式主義，這倒使它們特別有助於為那些有能力並樂意掏錢的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那類信息。新的應用研究的焦點一般會落在具體的問題上，旨在針對實際的舉措，也就是資金和管理方麵的舉措，搞清楚存在哪些可行方案。都說隻有發現了“一般原則”，社會科學才能提供“可靠的實踐指導”，但事實絕非如此。管理者往往需要了解某些細節性事實和關係，但他需要了解或想要了解的也就隻限於此。踐行抽象經驗主義的人往往不太在意要設定自己的實質問題，所以他們非常樂意改變自己對於具體問題的選擇。
從事應用性社會研究的社會學家通常不會以“公眾”作為自己的受眾。他有自己特定的客戶，後者各自有其利益（interests）和難局（perplexities）。從公眾轉向客戶，顯然破壞了漠然超然的客觀性（objectivity-as-aloofness）這一理念，該理念或許有賴於對缺乏焦點的模糊壓力做出回應，所以更取決於研究者的個人興趣（interests），而後者可能不經意間分散多處，因此難以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