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載光陰荏苒，在社會科學（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社會研究）裏算得上漫長。不僅社會發生了變化，學術程序也是如此。單單因為代際繼替本身，就一定會發生某種學科變化，因為每一代年輕學人都必然會開鑿新的適合自身的地盤，以求有別於前輩，而他們的開鑿所針對的材料必然就是老舊學科本身。因此就有了風格和詞匯的流變，就有了主導範式的轉換。米爾斯在著書立說的時候，乃至整個（20世紀）60年代，管理性研究都是一門朝陽行業。有鑒於此，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單挑它出來重點關注，也重點抨擊。處在“冷戰”的陰霾之中，“抽象經驗主義”不僅對公司企業有用，對政府機關也是如此。但錢總會花完，對於政府資助的規劃和米爾斯所稱“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的信心也會消散。因此，今日之“抽象經驗主義”已經不再像米爾斯那時那般聲望隆盛。無獨有偶，今天會讓他暗自好笑的“宏大理論”就更可能是米歇爾·福柯，而不是塔爾科特·帕森斯。在20世紀50年代的結構功能主義裏幾乎什麽都不是的權力，在福柯這裏幾乎成了一切。
凡此種種，使得人們愈發驚奇地看到，值此千年之交，《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的絕大部分說法依然像以往一樣確鑿有效，並且十分必要。40年前，米爾斯確認了社會學的主要趨向，其切入角度今日觀之依然大體有理有據：“一套科層技術，靠方法論上的矯揉造作來禁止社會探究，以晦澀玄虛的概念來充塞這類研究，或者隻操心脫離具有公共相關性的議題的枝節問題，把研究搞得瑣碎不堪。”[25]他在捍衛社會學的崇高宗旨時所指出的缺陷，今日依然如故：文學、藝術與批評在相當程度上未能將智識上的明晰帶入社會生活。[26]政治靈薄獄（limbo）的感覺又一次成為可能。按照米爾斯的描述，在西方世界，“可以肯定……有兩樁關鍵政治事實：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眾漠然盛行於世”[27] 。“富裕”盡管分配不均（今天的不平等程度遠甚於1959年），卻再一次呈現為對於所有社會問題的萬能解決之道。不幸的是，米爾斯的這些宣示已經證明基本上預言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