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機會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樣子的美國社會學。”早在1944年，米爾斯在填一份古根海姆基金申請表時，就有膽子這麽寫。[13]他告訴基金會，自己為意見刊物和一些“小雜誌”寫稿，因為他們采納正確的話題，“甚至更多的是因為我希望去除自己身上那股羸弱殘缺的學院文風，培養一種明智通達的方式，讓現代社會科學與非專業化的公眾相溝通”。那一年，這位特立獨行者隻有28歲，就已經希望這樣來自我說明了。這位自由寫作的政治人希望與能講道理的公眾站到一邊，但不會放任公眾實施那種令人窒息的遵從，作為贏得其支持的代價。一方麵是通俗易懂，他樂於通過這種手法來推廣自己的觀念；另一方麵是對於過一種自由的生活的欲望，而這是不可化約的。米爾斯明白這兩方麵之間的差別，因為（到了40歲，他在一封信裏寫道）“骨子裏看，係統地看，我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義者”[14] 。
話說回來，他並不是什麽老派的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義者。當然，他也不是什麽智識上的蠢漢。他尊崇嚴謹，渴慕治學技藝的崇高天職，對嚴肅的批評意見通常毫不畏懼，樂於做出回應，喜歡直截了當的論戰的那種粗糲與混亂。是技藝而不是方法論，這差別至關緊要。方法論宛如屍僵（rigor mortis），刻板生硬，陳腐固化，成了玄秘難解的統計技術，被如此盲目崇拜，乃至於研究中真正的要害反倒顯得黯淡無光。而技藝是工作起來要尊重材料，明確目標，並且對學術生活的起伏跌宕與攸關利害有敏銳的體察。技藝同樣具備嚴謹，但嚴謹不能確保具備技藝。要靈活掌握技藝，不僅需要技術性的知識和邏輯，還需要有普遍的好奇心，文藝複興般廣博的技能，以及對於曆史和文化的熟稔。說到底，是技藝精巧的社會學的想象力，而不是過度精致化的方法論，產生出20世紀50年代另一場浩大的社會學複興，產生出戴維·裏斯曼的《孤獨的人群》。這部探討國民性的傑作材料豐富，洞見迭出，雖然裏斯曼本人後來收回了其中的主要“理論”假設，但該書的價值還在長久延續。裏斯曼原本在書中主張，S型人口曲線說明了從傳統性格轉向內向引導性格再轉向他人引導性格的趨勢。[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