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
一
即便接下來這句話讀起來像是一種矛盾修辭法，我也要說，C. 賴特·米爾斯是20世紀下半葉最激越人心的社會學家；考慮到他45歲就英年早逝，而且主要作品都完成於短短十年多的時間之內，他的成就更加令人矚目。對於竭力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找到意義所係的政治同齡人來說，米爾斯就是一位激進主義的帶頭騎士。但他也集成了諸多悖論，而這正是其魅力的一部分，無論他的讀者是否能自覺地調和這些悖論。他是激進傳統的激進糾偏者，是對社會學課程滿腹牢騷的社會學家，是屢屢質疑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是既倡導個體手藝也呼籲民眾行動的辯護士，是深懷絕望的樂觀主義者，是充滿幹勁的悲觀主義者，一言以蔽之，他才智過人，熱力四射，情懷深沉，格局宏闊，兼以上述諸般矛盾，似乎警示著他那個時代道德上和政治上絕大多數的主要陷阱，凡此種種，在同時代人裏堪稱屈指可數。一位先是接受哲學訓練，繼而決定撰述小冊子，終於暢銷大賣的社會學家，一位奮力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找尋可以回收利用的財富的平民主義者，一位獻身政治的獨行大俠，一位精熟文體風格的樸實之人——他不僅是一名率先的向導，更是一位垂範的楷模，他身上的種種悖論預示了那場學生運動的某些張力：置身諸多已趨衰微的[2]意識形態，它的成長可謂得天獨厚，卻仍毅然衝決網羅，尋找到或者說鍛造出強大的杠杆，徹底而全麵地改變了美國。
在去世前兩年，作為作家的米爾斯成為公眾名人，他反對“冷戰”和美國對拉美政策的政論贏得了廣泛讀者，勝過其他任何激進派。他的《聽著，美國佬》（Listen， Yankee）被《哈波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封麵重點推送，他的《致新左派》（“Letter to the New Left”）同時發表於英國的《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和美國的《左翼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並由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以油印本形式散發。[3]1960年12月，米爾斯高強度準備與一位久負盛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家[4]就拉美政策舉行一場電視辯論會，結果患上心髒病。15個月後，他辭別人世，並立即被視為一位烈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猶如米爾斯文章的回音再現，而該宣言的主筆湯姆·海頓（Tom Hayden），其碩士論文寫的就是米爾斯，並給後者貼了個“激進遊牧者”（Radical Nomad）的標簽，把他看成一位英雄，隻是有些堂吉訶德的意味，就像新左派自身一樣，仗著一身蠻力，試圖強行突破意識形態的阻滯。米爾斯去世之後，作為新左派創建先賢的父母們至少把一個男孩命名為米爾斯，還有至少一隻貓，也就是我自己養的貓，被如此命名了，我這麽做是滿懷情意的，因為它幾乎就是紅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