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時代讀過的書，大多已如過眼雲煙。1996年夏天的一次閱讀，卻穿過二十多年的時光，宛若眼前。那時我在中山大學曆史係讀大三，嶺南六月酷暑，無所事事，我借了一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躺在宿舍隨便翻翻以消遣夏日。驀地，兩段文字映入眼簾，銳利地刺激著我半睡半醒的神經：
歐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來，一般地說不會多於中國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國更多的民族也是問題。在人數和多民族方麵，歐洲人和中國人很可以相比，同樣是人數眾多，民族複雜。可是在他們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歐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約10億歐洲人分成約50個獨立的主權國，而10億多的中國人隻生活在一個國家中。人們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別，就不能忽視。
以上對事實的簡單陳述間接地表明，我們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等字眼當用於中國時，隻會使我們誤入歧途。要了解中國，不能僅僅靠移植西方的名詞。它是一個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隻能從其內部進行演變性的了解。[1]
簡明扼要而又洞察入微的中、歐對比，深刻地呈現出中國在人類文明史上長期維持著大一統體製的獨特性。這難道不是中國曆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嗎？我陡然間心潮澎湃，浮想聯翩。浮想的內容而今已渺不可尋，但那一片刻的少年**，使我多年後“合理化”地回眸往昔之時，會把這次偶然的閱讀視為自己學術人生的一個起點。不過，彼時的我對此毫無意識。瞬間的興奮消退之後，這個問題也迅速隱去。我對未來很懵懂，記者、公務員，是我隱隱約約的職業理想。
三個多月後，與黃國信老師一場隨意的談話，不經意間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我冒出了考研的念頭並付諸實施。何其有幸，我成了黃啟臣、劉誌偉、陳春聲三位老師的學生。入師門後，我很快發現，那個年少時曾撥動我心弦的問題，竟然是我們這個學術共同體的主要關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