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秋，33歲的郎中司馬遷，跋山涉水，前往西南。雲貴高原群山莽莽，此前涉足於此的朝廷官員僅有唐蒙、司馬相如等寥寥數位。太史公此番出使，耗時年餘，曆巴郡、蜀郡、邛、笮、昆明等地。[1]這是一次政治使命，對史學家司馬遷而言，更是一次珍貴的田野考察機緣。其成果，若幹年後反映在了不朽的《史記》中。司馬遷敏銳地注意到，西南地域遼闊，繁衍生息著眾多不同的人群，他們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有某種政權形式，存在較大聚落與君長統治，如夜郎、滇，等等，他用高度概括的語言進行了描述：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
另一類人群則比較鬆散，缺乏製度化、階層化的權力架構，人們居無定所，“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裏”。[2]
兩種基本的社會形態，在曆史之河中長期綿延。自漢迄清，盡管王朝所直接控製的西南地域日益廣闊，但兩千餘年間，這種局麵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成為民國時期西南非漢族群精英們言行與事功的重要曆史基礎。
一、苗貴
明景泰五年（1454）農曆十二月壬寅，皇帝諭令，允準貴州副總兵、都指揮僉事苗貴改姓李，為李貴。姓乃祖宗所賜所傳，神聖而不能輕易更改。中國人改姓，乃天大之事，許多由於過繼等原因而從他姓者，後代往往還要費盡心機改回原姓。苗貴此番改姓，緣由相當奇特，乃“自嫌其姓與苗蠻同”，於是央求貴州巡撫蔣琳奏請聖裁。此事或令今人噴飯，但當事人卻實實在在地經受著尷尬與痛苦。苗貴數年前尚在山西任武職，因貪腐而被罰運磚贖罪，贖滿後調往黔地為官。對自己的姓氏原無負麵情感的他，目睹貴州的遍地“苗蠻”，觸景生情而產生了恥辱意識。[3]如果他姓“夷”，想必也會改之而後快，因為他當時在貴州最常聞見的非漢人群的標簽，就是“苗”與“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