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主人公們，力圖突破“五族共和”的框架，為“夷族”爭取一個明確的民族身份與政治地位。現實的政治環境以及深植於過去的曆史記憶，為他們提供了表演的空間與資源，他們在這個舞台上書寫著一種新的人群意識並刪改、增添、組合各種書麵與口耳相傳的“曆史”，建構出了一種新的記憶。他們的努力，影響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民族識別。
一、西南“國家傳統”的族群性
我願意把“西南國家傳統”作為本書的第一關鍵詞。
近年來，斯科特（James C.Scott）闡發了影響深遠的Zomia概念——意即“無國家之地”，用以揭示那些主動逃離國家的人群，如何選擇生存於傳統國家力量難以深入的特殊地理空間（如高海拔地區），建立起更靈活與更平等的社會結構，缺乏文字等種種看似“野蠻”的文化特征，其實是與此相應的主動選擇。[1]在2007年的一次演講中，他甚至提出了“文明緣何難上山”的命題。[2]斯科特的意思，當然不是簡單地將海拔高度作為國家產生的前提條件，而是說與集中的穀物生產相聯係的國家通常產生於耕地麵積廣闊的地區。在安第斯山區，易耕地分布在高海拔地帶，於是國家在山上，Zomia在山下。而在東南亞大陸，低海拔地區是穀物主要產地，國家自然也產生在這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中國的雲南、貴州、廣西以及四川的一部分劃入了Zomia範圍，認為國家很難在這樣的地方建立，建立了也很難長期維持。然而，與斯科特的判斷相悖，在中國西南的崇山峻嶺中，曆史上長期存在著眾多“國家”，這是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就已發現的事實。這些國家的產生與維持也不必以廣闊的農耕區為前提，本書所描述的那些君長國，許多就極其缺乏耕地，從《水西製度》《水西和扯勒的賦稅》等彝文古籍來看，君長國的賦稅有牛、馬、豬、羊、絲綢、布匹、銀兩等，穀物被置於末位。[3]在西南的山區，穀物對國家產生的意義顯然被斯科特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