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名賣了一個大噱頭，內容卻缺斤少兩。我講述的隻是西南的一種經驗，即一部分有著深厚“國家傳統”的人群的經驗，而非整體的西南經驗。我想強調，西南地區的崇山峻嶺，阻擋不住“國家傳統”的存在與延續，當波瀾壯闊的近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浪潮衝擊到這一區域時，當地人群的反應，必須置於他們的曆史傳統中去理解。
我一定會麵臨著如下質問：你講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理，都是“夷族”精英的，你怎麽可以忽略一般“夷人”百姓呢？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關聯何在？
上述問題的有效性毋庸置疑，但我不得不麵對的困境是：何處可以聆聽“夷人”下層的聲音？他們被書寫卻不會自我書寫，他們是曆史上失語的一群人，我也無法穿越曆史的時空去進行田野調查。對資料所不能涵蓋的範圍，我保持沉默。
我隻能在旁觀者的書寫中進行揣測。
精英的群體意識，無疑與下層民眾存在巨大差異。在本書所描述的那個年代，在政府未能真正控製的西南邊地，許多非漢人群可能並沒有清晰的國家意識。多年前，我讀過一篇文章（惜已忘記篇名），作者是一位在內地求學的彝人青年，他回鄉與舅舅遊玩，在一條河邊，舅舅對他說：“幺兒，江那麵被一位叫蔣介石的人所統治著。”他覺得奇怪：“舅舅，我們也是被蔣介石所統治的啊。”這段敘述，讓我想到仕安先生講述的一件趣事：政府組織工作隊到甘洛放電影，順便插播政治廣告。當蔣介石出現在銀幕上時，觀眾紛紛議論：“哎喲，把他捉來當娃子，要賣好多錢哦。”大家認為蔣長得不錯，比較值錢。
民眾與精英也不能截然分開。傳統時期，通過在婚嫁活動等盛大儀式中的傳唱宣講，布摩與慕史將自己所掌握的許多知識傳遞給了一般百姓。民國時期，“夷人”精英們則不斷地對下層民眾進行啟蒙。嶺光電的辦學，使得200多位普通百姓接受了包括民族與國家意識在內的現代教育。而楊砥中在雲南昭通的辦學，規模上更為可觀。當時各級政府在邊地的教育係統中也注意招收非漢學生，並辦有許多學校與培訓班，對普通非漢人群進行國情與鄉情教育。例如，寧屬屯墾委員會興辦的邊民訓練所，其總的原則就是講民族團結，擁護蔣介石，擁護劉文輝。[1]教育的效果因時、因地、因人而異，不一定很理想，但變化多少在發生。1939年，大公報記者徐盈深入孫子汶所辦的烏龜堂小學采訪，深深體會到了“夷區”辦學的艱難，家長們認為子弟入學就是“支學差”，有如當差一般痛苦。但徐盈也發現了“使人感動的事”，在教室，他看到黑板上寫著：“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學生們知道中國正在打日本，被問到將來的誌向時，學生們的一致回答是：“如果我們學會了漢話——我們願意去當兵！”[2]1942年，嶺光電談到四川、西康的“倮族”青年接受各種培訓班訓練的情況時，一方麵強調眾多邊民“不知祖國，與祖國漠不相關的，即不充分具備中華現代國民的資格”，另一方麵也談到了一些“好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