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勒克特拉不能擺脫充滿痛苦的回憶，治愈過去的傷口；痛苦的巨大尺度和無處不在左右著她的當下存在。回憶與複仇的意誌伴隨著強烈的憎恨情感。她在憎恨和哀悼這些負麵**中不斷感受痛苦，從事絕對的自我犧牲。這一犧牲過程瓦解著她原有的性別和階層身份（女性和公主）。她的回憶是尼采所說的一再“反芻”——沒有新的食物，缺乏對當前現實的經驗。因此，複仇完成後，她無法再活下去，隻有麵臨死亡。這一無前景的結局是霍夫曼斯塔爾在構想這部悲劇之初即已確定的，他在1904年回顧道：“劇終也馬上出現：即她不再能繼續活下去；故事結束時，她的生命和內髒都必須傾頹，就像荊棘鳥，它在讓雌鳥受孕後，帶著授精的尖刺，內髒和生命同時傾頹。”（RA Ⅲ 452）
艾勒克特拉通過動物比喻來詆毀人的**，霍夫曼斯塔爾在此則采用荊棘鳥的**畫麵來比喻生殖與亡命/犧牲之間的關聯。作者的這一自我闡釋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時間而言，艾勒克特拉經年累月的漫長犧牲與荊棘鳥的**事件形成反差；第二，雄鳥的生殖場景與劇中對艾勒克特拉的刻畫截然相反。她在想象中是被亡父所派的仇恨新郎所淩辱的對象，必須棄絕女性存在，包括受孕分娩，在此卻被調換為雄鳥授精的形象。這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作者試圖通過比喻畫麵掩蓋劇作裏的男性暴力。性與死亡的緊密聯係在此被淡化和合理化為在自然界所觀察到的生物學法則。
霍夫曼斯塔爾挖掘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神話作為悲劇藍本，顯然不是旨在重揚古希臘的和諧之美，而是為了塑造現代主體的形象。同時代的文學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譏諷霍夫曼斯塔爾是“從事改編的作者，拔去動物屍首的尊貴毛皮，以便在其中安葬可疑的屍體”[1]，作者自己也說，他的創作意圖“完全缺乏虔敬，希望作品對我們時代的人產生影響”（RA Ⅲ 309）。為此，他在對神話的重新塑造中聚焦於個體的極度痛苦，將神話故事轉化為心靈戲劇。霍夫曼斯塔爾相信，他的新作“對於將來的讀者肯定會十分明顯地帶有其創作時期——20世紀初——的特征。[…]在我看來，古希臘人物仿佛永恒的容器，代代新作家總可以在裏麵盛裝新的靈魂內容。”（RA Ⅲ 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