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大宗師》曾借孔子之口說：“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而這同時也意味著：“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莊子說的是“道術”，但道理顯然不隻適用於“道術”。凡人所借以生存而須臾不可離者，皆如魚之於水，是很容易“相忘”的。語言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工具和形塑人群組織形態的重要力量，也為界定一個人的身份與認同提供了可能和限界，同樣屬於“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物。但與莊子所傾心的不同，現代學者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無事生非”，將那些被遺忘之物重新喚回我們的意識之中，使其成為我們審視的對象。20世紀晚期，隨著“新社會史”（New Social History）的興起，語言也和身體、姿態、衣著等日常事實一樣，引發了學者的濃厚興趣，催生了一個被稱為“語言社會史”或“語言文化史”的領域。[1]
語言仿佛空氣一般，彌漫在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它將物質與心靈、群體與自我、過去與未來串聯銜接，使世界成為一個可被我們認識和利用的整體。人受製於世界，也受製於語言。借用一個曾經時髦一時的比擬，語言乃是人的“牢籠”。[2]英國語言學家韓禮德（M.A.K.Halliday，1925—2018）曾說：一個人使用何種語言，取決於他“是誰”。[3]當然，一個人“是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外來”的事實，不能全由自主；而且正如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指出的那樣，一個人其實也未必具有自由選擇自己語言的權利和能力。人一旦喪失了“表達自己的‘真正’所指”的能力，就會使“真理”趨於“模糊”，同時也喪失了通過行動而改善自己處境的機會，成為“一種習慣性的似是而非”的支持者。[4]
可是，這的確並不等於說，人在語言麵前是純然被動的——即使受到很大限製，他還是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同樣是韓禮德說的：“當講話人宣稱他講哪一種語言時，實際上他是在界定一個語言社團。”也就是說，他試圖界定那些自認為說“同一種語言”的群體。[5]與此同時，他也界定、塑造乃至“發明”了一個“自我”。埃德蒙·利奇（Edmund R.Leach，1910—1989）在對緬甸克欽地區族群和語言狀況的分析中也指出，“一個人說這一種語言而不說另一種語言是一種儀式性的行為，它是個人身份的一種聲明”，或者表示“團結”，或者表示“社交距離甚至敵意”。[6]盡管不是每個人都有在多個語言頻道之間順利轉換的能力，但如此種種仍然表明，人在語言麵前是可以有所作為的。[7]而事實上，人的行動能力比這還要積極得多：他可以改造語言，進而改變世界；同樣，世界的變化，也必然伴隨著語言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政治與社會變革並不隻是物質和組織的變革，也是更深層次的語言、情感與認知的變革，而後者並不隻是前者的被動結果，也常常扮演著一個發動機的角色。從這個特定角度看，曆史在語言和世界的互動中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