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語言為主題的社會變革故事中，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成長恐怕要算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了。自民族主義誕生開始，語言就被視為民族區分的主要指標之一，和傳統、曆史、文化等殊異性現象一起被視為族群認同的根基。文藝複興時期，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打破拉丁文的一統天下，采用意大利語入文，常被認定為民族主義觀念的起源，也是語言民族主義研究中的經典例證。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強調，“民族”或“人民”（das Volk）成立的首要條件乃是國土和語言，而不是種族、膚色或信仰。[8]有學者指出，在19世紀的歐洲，“對於一個新建國家來說，寫本語法書，編一部辭典，無不宣示出政治意圖”[9]。實際上，對語言和民族或國家同一性的論述不勝枚舉，並不限於歐洲，而且日益產生全球性的影響。由於這種“同一性”的存在（既可能是實際的存在，也可能是認知和想象層麵上的存在），人們通常認為，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政治版圖的變化，同時也是一個語言版圖的變化。[10]
直到20世紀後半期，盡管“經濟全球化”已經把人卷入更加異質和混雜的情境中，但語言仍是各類民族主義或準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力來源之一。比如，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眼裏，中歐諸民族“對民族生存的爭取”和“對他們自己語言的保全”，從來都是一體之兩麵。[11]即使身處一個“多語時代”（multilingual age），即便是在“網絡世界”中，我們仍然深深地被語言認同所引發的各種社群衝突所困擾。[12]事實上，似乎有些吊詭的是，盡管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運動方向與“全球化”正好相反（至少在表麵上看來如此），但它們在世界各地的蔓延，卻正得力於“全球化”進程，而後者反過來也對語言民族主義提出了新考驗。[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