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科背景看，有關國語運動的既存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從語言學角度入手，另一類更側重於政治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視角。不過二者有時也難以截然分異，至於知識和思路上的交互啟發，更是理所當然，勢應必至（然而遺憾的是，這一交流目前才剛剛起步，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相關研究的水平）。[42]
並不奇怪的是，最早對國語運動的曆史產生興趣的是語言學家。20世紀30年代初，黎錦熙（1890—1978）在其一係列著述中都談及了國語運動，特別是1934年出版的《國語運動史綱》一書，勾勒了國語運動早期的發展線索，收錄了大量一手資料，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闡釋框架，成為一部經典著作。[43]此書雖是黎錦熙的個人作品，但有兩個理由使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一部“正史”：其一，他長期擔任中央政府語言管理機構的要職，亦常以國語運動官方發言人的身份自居[44]；其二，是書出版後不久，便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為國語講習培訓用書[45]，可看作官方認證的教材。
在專題史著作中，成果最豐富的應算是漢字改革史，尤其是拚音文字運動史。自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主要出於漢字改革運動本身的需要，這方麵的研究就始終未曾間斷[46]，其中以倪海曙（1918—1988）貢獻最為卓著。從40年代末開始，他就在廣泛搜集整理文獻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大量史料集，撰寫了多部著作，對漢語拚音化的曆史做了詳細考察，篳路藍縷，功不可沒。[47]近些年來，有關研究更擴展到多個層麵，其中最熱門的是詞匯史，而語法史、書麵語的變化、標點符號等議題也都有人關注。[48]
這些著述出自專業語言學家之手，知識權威性毋庸置疑；其早期作者也大都是現代語文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他們現身說法，極具參考價值。但也正是“身在局中”的狀況使得他們的論述具有較強的傾向性，其意圖更多地是為了服務於語言文字改革本身的需要，近距離的考察多，大背景下的反思少，對於反對派的意見更是嚴重忽視。出於專業敏感性，他們常常本能地加入往昔的戰團，反對“錯誤”看法，維護“正確”主張。這也許是一個語言學家的本分所在，但若從史學立場出發，想要了解國語運動在社會各界和不同地區引發的“實際”反響，就必須采用更加平等的眼光，即使那些明顯站不住腳的言論，也自有一番價值：它們所蘊含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訴求意義，足以彌補其在學理方麵的“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