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繪國語運動的思想地圖，需要建立在對有關各方使用的話語進行深度描述和分析的基礎之上。就本書主題而言，我們首先應該區分兩重“語言”：被談論的語言和談論語言的語言，或者說“作為討論對象的語言”和“作為討論過程的語言”。這兩個層麵並非鏡像關係，後者不一定是對前者的正確反映。彼時中國語言學尚在起步階段，許多概念尚缺乏嚴格的整理和界定；參與國語運動的爭論者又未必都是語言學家，對概念的運用並不講究，有時興之所至，不免信口開河，有時看似在說語言問題，實則項莊舞劍，意有別指。僅從字麵看，常常令人困惑，必須將其帶入曆史的上下文，才能明白其言論的具體旨趣所在。這不僅給今人造成理解障礙，也常使時人彼此誤解：他們有時雖共用同一詞匯，卻分指不同意義，宛如聾子之間的對話，又爭得不可開交。
因此，書中所引時人論說，有不少在今賢看來可能充滿訛謬，不過這並不重要。我無力亦不欲以今日語言學的研究結論，衡量彼時人們的專業水平。我關心的是曆史的實相：過去的人想些什麽，怎樣思想，意欲何在，效應如何？我希望用當時人的視角、思路、用語去解說他們的取向、態度與立場。即便是“聾子的對話”，也會展現出一種立場的差異，提示時人的觀念和心態中的一些深層欲求。曆史研究者無權用預先準備好的“正確”觀點對史料加以剪裁。如果曆史本身是毛茸茸的，那就保留它毛茸茸的狀態。
倘若我們同意，國語運動不是一群專家組成的封閉討論圈，它也麵向社會和公眾，那麽我們的研究對象也必須包括語言學外行或普通人。他們的認知可能錯誤百出，但自有意義。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是把“國語”當成“北平話”（參看第七章、第十章）。盡管不斷有專家出麵澄清，但誤會始終存在，而許多思想、社會與政治衝突，就立足在這誤會之上。就此而言，這些誤會為我們破解史實提供了線索。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曾說：“盡管已經有了伽利略和哥白尼，但對世界進行修辭學的解釋仍然是我們首要的任務，我們仍然總是說‘太陽下山’（就如前哥白尼的天文學認為是不言而喻的那樣），我們不會說地球在轉動。”[99]“太陽下山”是個錯誤，可是它建構了我們的生活感受。同理，除了關注對語言的科學解釋，我也希望注意對它的“修辭學”解說。一味為“科學”立場所迷惑，有時不免出現“代人民痛苦”式的一廂情願（參看第十一章），而錯失從另類視角理解課題的機會——話雖如此，本書對此也還隻是偶爾一瞥，集中討論隻能是另一本書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