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三年（1897）春，孫寶瑄（1874—1924）在日記中說：“西人常有新字出，蓋物有新造者，字亦不能不新也。中國非無新造之物，而不許有新造之字；即有新造者，亦目曰俗字，毋得入文，必以古字代之，卒至名實相舛。”這年冬天，他再次提及：“許叔重《說文序》雲：字者，孳乳而浸多也。然則字之為用，非不可隨時因物創造。”但“後人泥古，往往憎後出之字為俗，不以入文；遂至有新物而無新字，輒用借代法，有時而窮矣。必謂切音字可新造，象形字不可造，亦未聞其義也。”[1]
中國舊有的文字已不能適應一個新物頻出時代的要求，必須新造，絕不隻是孫寶瑄一個人的臆想。實際上，那一時期，一批指示“新物”的“新字”已經隨著翻譯事業的發展而出現。它們的構成原則主要是形聲和會意，形式上是方塊字，內容上主要是化學元素、醫學術語，製造者主要是來華的西洋傳教士。[2]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傳教士為傳教方便，製造了許多方言拉丁字。[3]到了19世紀90年代，這一事業被一部分中國人接了過來，一大批書寫漢語的拚音文字湧現出來，後世統稱為“切音字”。[4]1892—1911年，國內至少出現了30多種切音字方案（包括部分未公開出版者），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運動”（參看附錄）。這一運動在甲午年（1894）到戊戌年（1898）之間曾有過一個小**，到20世紀初趨於鼎盛，特別是1906年，一年中就出版了10多部著作（有些方案不止一部），無怪乎當年即有人發出驚歎：“今日殆有造新字之風潮歟？”[5]而此後的1908年、1909年，此一風潮絲毫沒有停頓的跡象，至少又各有4部著作或方案問世，加起來達到18部。
從孫寶瑄抱怨“不許造新字”，到“造新字”蔚成“風潮”，其間轉變不可謂不大。不過，雖然大家都認為中國文字到了不得不變的地步，但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與著眼點仍有不同。孫氏提出造新字的主張是因為他感到傳統漢字不足以應付新物頻出的新形勢，而多數文字改革者關注的核心問題則是如何推動識字和教育普及。由於關注重心的差異，雙方的具體方案也大不相同。孫氏所說的新字仍是“意符字”（唯其並不反對切音字）[6]，而大多數文字改革者認為，正因漢字是象形文字，不易掌握，才使中國民智不開，為方便民眾學習，應該製造一種“我手寫我口”的切音字。事實上，切音字運動已經遠遠超出孫氏的構想，因而被後人視為中國國語運動的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