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運動是隨著中國近代物質、社會與文化觀念的變革而產生的。19世紀90年代，隨著中西競爭的進一步展開，不少讀書人對過於注重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提出質疑，強調中西之間的差距根之於“學”。更有人提出，諸學中之尤要者乃是語言文字之學。1892年，一位與西方傳教士交往甚為密切的福建士子盧戇章強調：“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7]甲午戰後，他進一步指出：“獻中西關係之策者，莫不以造鐵路、通電線、購戰艦、築炮台、開礦產、興製造為自強防患之至計，而文字、學校略焉。”盧氏對此頗不以為然：“物不有其本，焉有其末？不得大綱，焉施小紀？”[8]
盧戇章的同鄉蘇易對此頗表讚同：中國人所謂富強之術，唯“開礦產、築鐵路、購軍械，而教養略焉。顧礦產、鐵路雖未見興，然鐵艦鋼炮固非不堅且利矣”，甲午一役卻“委而棄之”，全部覆滅，皆本末倒置之故也。“宣聖有言：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學校尚焉。”[9]曾就讀於上海聖約翰書院（聖約翰大學前身）的沈學注意到，“今日議時事者，非周禮複古，即西學更新”；其“所說如異，所誌則一，莫不以變通為懷，如官方、兵法、農政、商務、製造、開礦、學校。餘則以變通文字為最先”。[10]1897年，香港的華人傳教士王炳耀（1843—1902）亦提出：“今欲興中國，而專求歐美二洲之鐵路、機器、技藝、礦務、商務、銀行、郵政、軍械、戰艦，不務去偽之道、誘善之方、智民之術，興強無基，而羸弱反日深，前車之鑒豈遠哉？”[11]他的所謂“智民之術”，也是切音字。
從19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器物層麵的變革隻是末務，普及教育才是富強的根本這一類主張，在思想界已成潮流，切音字運動便乘此潮流而興。要理解其思路，又必須將其放在19世紀90年代起逐漸流行起來的另外兩大思潮中加以討論：一個將中西競爭視為一場以“學戰”為核心的全麵競爭，另一個強調救亡的主體不在“一二明者”而在全體“國民”。這兩大思潮的思路又存有內在關聯。但人民若不識字，又何堪學戰之任？早在1892年，宋恕（1862—1910）就在《六字課齋卑議》的初稿中提出：“西國識字人多，中國識字人少，一切病根，大半在此。”在1897年的定稿中，他又加入“開化”一章，中雲：“白種之國男女識字者，多乃過十之九，少亦幾十之二。黃種之民識字者，日本最多，印度經英人弛平民及女子識字之禁後，識字者今亦得百之四”。中國則“男約百之一，女約四萬得一”，這個數字“去印度尚遠，況日本與白種乎！”[12]1895年，康有為（1858—1927）在上光緒帝書中提出：泰西“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據他估計，中國“讀書識字僅百之二十”。[13]1898年，黃紹第（1855—1914）疏陳時務四條，也說“泰西各國識字人數以英國為最”，因此其“商業工藝”才“甲於寰球”。他建議師法英國人，整頓各地義塾，“而先以識字為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