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運動的目標所向，意味著它關懷的絕非單純的語言文字問題，而關係著對整個救國方案的思考。同樣，這一思路的形成，也並不直接源自中國人對漢字進行的自發性理論反思，而是中西競爭步步深化的產物。正是與西人競爭的失敗，才導致近代中國變革的步伐一步步從物質性的堅船利炮走向更為內在的文化價值取向層麵，並提供了對傳統語文問題進行反思的契機。在此過程中，來華西人有意無意的文化“誘導”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漢字難學本是西人一向的意見。早在明末，利瑪竇就說，中文“有很多符號發音相同，寫出來卻很不一樣，意思也很不同。所以結果是，中文或許是所有語言中最模棱兩可的了”[49]。部分西人之所以產生用拚音輔助學習漢字的想法，也正源自他們學習漢字的困難。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便是這方麵最早的嚐試。晚清傳教士再入中國，也設計了不少漢語拚音方案。較早從事這一工作的丁韙良（W.A.P.Martin，1827—1916）解釋說：“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語音的音值很不確定，所以我們不得不盡力而為，用無所不包的羅馬字母來加以表達。”[50]
顯然，西人對漢字難學的認知與其實際經驗分不開。漢語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母語，漢字更與其習慣的表音係統不同，掌握起來，確實不易。[51]不過，問題在於，一部分傳教士有意將此經驗上升為中西文字低劣的比較，而且通過中文著作來表達此意。早在1841年，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就在英語及普通話、粵語對刊的《廣州方言中文文選》一書中，采用了羅馬拚音字標注粵語，以“有效地表現”其“發音上細微而複雜的差別”。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目的不隻是要“幫助外國人學習中文”，也希望能夠“幫助中國年輕人掌握英語，使中國人認識到羅馬字母組成的英語是多麽易於表達和簡單易學”。[52]這已超出了單純注音的範圍，而具有明確的文化競爭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