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富強之效雖具有直接的說服力，但從理論上仍不能解決為何中文難學、西文易學的問題。而切音字運動要取得成功，特別是要獲得廣大士人階層的認同，也不能回避此點。在這方麵，切音字運動理論的關鍵在於它在語言與文字的關係問題上形成了一套新看法，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套新的文字觀，一直貫穿了此後的整個漢語拚音化運動。需要說明的是，對於這套看法的來龍去脈和實際運作，我將在第四章中做更詳細的解說，此處隻能稍發端緒。
簡單而言，這個理論從語言與文字的關係入手，強調語言的出現早於文字，文字不過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這就意味著語言是主導，文字應統攝於語言，服務於語言。王炳耀雲：“夫人有音，本於天性也。有音即有言語，有言語然後有文字。言語之用達心意，而文字之用代言語耳。”他自然也注意到，文字可以擴充人的耳目，“遠可聞千古之語，近可聽四方之言”。[95]不過，他說這個的意思很清楚：文字是為了擴充言語能力之不足，因而也是依賴於言語而存在的。勞乃宣說：“古之人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文字者，所以為記語言之表識者也。”[96]直隸士人馬體乾從傳統思想中尋找論證資源，稱“文字之於語言，猶影響之於形聲，可麗而不可離。世稱‘筆成口舌’者此也”，又雲：“語曰：‘文以載道。’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道者何？口所道也。德者何？心所得也。可知言為心聲，詞如言表。”[97]更為新派的楊瓊、李文治則明確指出：“以聲音較文字，則文字末也，聲音本也”，故改良文字應“使文字悉統於聲音”。[98]
聲音為本，文字為末，道理何在？正從王炳耀所雲“天性”二字中來。沈學也有類似的評論：“切音之道，實係天籟。機關開合，聲即口出。”[99]此外，天津《大公報》主筆劉孟揚（1877—1943）的第一部切音字著作題為《天籟痕》[100]，雖未見原書，似乎亦應取意於此。不管是“天性”，還是“天籟”，這些說法皆可相互印證，提示著語言比文字更為“自然”，而居於優勢，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