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文字作為“器”的性質，既和當時學術界對於學要“有用”的思考有關，也揭示出社會進化論對此運動的影響，而這又絕不止於用的層麵。1895年，康有為指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故篆繁而隸簡，楷正繁而行草簡。人事趨於巧變，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為筆墨形象，而後其意始顯；及其通用，但使為記號而已可共曉。”他還征引郭嵩燾的見聞，說西人“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與中國鍾鼎略同”，而今日則“以音紀字，至簡者也”。[124]這一看法被世人廣為接受。其弟子梁啟超說：“凡符號之優劣有一公例，即其符號能劃一、以省人之腦力者為優，反是則為劣也。……故凡野蠻時代之符號，必繁而雜；凡文明時代之符號，必簡而整。”[125]勞乃宣也說，文字進化與社會進化恰相反，“人事降而愈繁，則文字趨而愈簡，自然之勢也”[126]。為王炳耀書作序的溫灝亦提出：“唐虞三代之時，文字尚簡，故治亦極盛”，至秦漢之後以迄宋明，“文愈繁，則治亦愈衰”。[127]
這一進化的標準也出現在清季的白話文運動中。劉師培（1884—1919）引“英儒斯賓塞耳”之言說：“世界愈進化，則文字愈退化。”此所謂“退化”，“乃由文趨質，由深趨淺耳”，在社會立場上，仍是進化。由此以觀中國，上古時期“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簡質，崇用文言”；降至後世，文字漸多，文辭益淺，正遵循“由簡趨繁”的“天演”之例。“故就文字之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128]這樣，就如同“言文一致”的觀念一樣，進化論也同時為文字和文體的改革設定了方向。
康有為指示文字演變規律，乃是從中國曆史上找例證，提示漢字亦在向“記號”的方向走，無疑意在強化切音字的說服力。與他持相近看法的人頗多。蔡元培討論祭禮的變化時，就從中看到了與文字演化同樣的規律：祭禮乃“由思想構造設為記號”，其法乃“由屍而象而主，如文學之由象形而會意而諧聲，皆為由直接至間接，實符人智開蒙之序”。[129]盧戇章雲：中國“字體代變”，自雲書、鳥跡，到蝌蚪、象形，又到篆、隸、八分，以至宋體字，“皆趨易避難也”。[130]既然切音較象形為易，則漢字簡化最終會走向切音一途。湯金銘說，“諧聲為六書之一，而字居大半。後代遞增之字，此類為多”，皆因其易於識記。他表彰蔡錫勇的著作，謂其“以切音為主，靳合今音，不拘古韻”，亦是“推廣諧聲之義”。[131]湯氏所謂“諧聲”即今日所說形聲字，實際是“形聲相益”，故其字居大半，並沒有證明漢字的發展方向是走向拚音化的，但湯氏的論說重點卻全放在“聲”這一麵，因此與其說此論是對漢字發展過程的歸納，不如說其意已先存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