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運動本以語言改革為旗號，卻從文字改革的層麵發端，頗具中國特色。事實上，文字乃是華夏傳統中最引以為豪的表征符號之一。至遲在春秋時代，隨著“王官之學”下移民間，士人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興起，意在“行遠”的文教便在非常實際的政治功能之外，具有了誌在天下的文化象征含義。自漢以後，朝廷以儒經取士，地方官在理論上亦以化導民俗為己任，其重要手段即興學。這些“循吏”為後世讀書人提供了一個效法的樣板。因此，當18世紀的陳宏謀（1696—1771）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大力推廣“教化”的時候[163]，他不過是接續了一個悠遠的傳統而已。
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裏的中國人，不但通過“惜字會”這樣的實踐活動表達對文字的尊重，更生活在一個由文字構成的社會中。1907年，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阿列克謝耶夫（Vasiliy Mihaylovich Aleksyev，1881—1951）——那時候還是一個學生——來到中國遊曆，他驚訝地發現，“在這裏，人們不能忍受有哪一個空餘的地方沒有貼上對聯”，以致中國幾乎成為“一個楹聯的國度”。這些對聯雖然“並非出自貧困家庭居民、店鋪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識一個的船夫之手，但他們對其表達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這些經典語錄受到了這些文盲或半文盲們的喜愛。中國的文化積澱在這裏表現得尤其明顯”。[164]而在此前一年，日本哲學家宇野哲人（1875—1974）也在中國觀察到類似現象，不由得感慨道：“中國不愧為是文字古國。”[165]他們自山外看山，見出許多山中人習焉不察之事，頗堪重視。
不過，中國人所謂“教化”主要還在於一套道德人倫與行為處事的標準，識字僅是其手段之一，更重要的還是作為四民之首的士人躬行踐履的身教，以及宗法、習俗等一套有形無形的製度性文化的浸染。因此才有陸九淵（1139—1193）的那句話：“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166]此說乃極言之，當然不是真的提倡不讀書；但也可看出，在儒家價值係統中，相對於“做人”，“識字”終是第二義。因此，比起“識字”這一具體行為，“文字”的象征意義及其所營造的文化氛圍對於塑造普通中國人的心靈起的作用更重要：識文斷字，就自動承擔了一份道義責任；不認字者，也有見賢思齊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