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是一門大學問，中國古代的史學更是如此，以至於我國著名史學家梁啟超直言：“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智識之記錄，無不叢納之於史，厥後經二千年分化之結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曆法、官製、典禮、樂律、刑法等，疇昔認為史中重要部分，其後則漸漸與史分離矣。”[1]李約瑟先生也在其著作中明確指出：“事實上，在中國文化中，能被稱為‘科學女王’的不是神學或形而上學，更不是物理學或數學，而是史學。”[2]中國史學的發達既取決於對史學的重視，更取決於對史學人才培養的關注。唐時禮部尚書鄭惟忠曾問劉知幾：“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劉知幾回答說：“‘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3]後來，章學誠又在史學三長“才、學、識”的基礎上增加了“史德”。善文、煉事、斷是非始終是從史者必須修煉的功課。近代以來，史學越來越走向專業化。史學專業化大大推進了曆史學的發展，但同時也使曆史學本身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東西。傳統史學的訓練模式和方法日益為人們所遺忘，隻具備單一知識結構的學者很難讀透綜合知識結構下產生的思想。曆史工作者的培養麵臨嚴峻的挑戰。
早在20世紀80年代，白壽彝先生就已經意識到了曆史學人才培養方麵的一些缺陷，並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有幸認識了白先生，並受到白先生教育、指點多年，收獲豐碩。他指導我讀“活書”，鼓勵我讀好行政管理這部“活書”，認為行政管理這部“活書”是曆史學研究不可或缺且必須認真對待的必讀書，讀好這部“活書”對於曆史學知識結構的構建非常必要。我不斷思考著白先生對我的教誨，並自覺將其付諸行動，擴大知識麵，補好實踐這門課，博觀約取，勤踐精思，努力提高自身創造知識的能力。多年的實踐表明，白先生的教育對我合理利用時間，辯證看待“平麵之書與立體之書”之間的關係幫助極大。正是在白先生的點撥下，我慢慢地養成了讀“活書”、看“活書”的習慣。我由衷地感謝白壽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