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曆史研究需要專業化已經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但專業化的難度也需要高度的關注，因為曆史研究畢竟是一項綜合工程，除了讀懂文字、文獻以外，還需有其他多種素養。唐代學者劉知幾曾說：“史才須有三長……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知，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1]章學誠在此基礎上又加了“史德”。這就是說，要成為良史，需要具備多種條件，必須經過多方訓練。尤其是史學職業化以來，史學與它的研究主體——政治分離的現象非常明顯，這就更加增加了史家認識政治家和政治事件的難度。學者需有自知之明。
曆史學的主要職能是揭示真相。求真是曆史學永恒的目標，也是曆史學的魅力所在。但要求真，需有眾多準備。中國有句諺語叫作“摸著石頭過河”，其意為小心行事、穩步前進。“摸著石頭過河”裏的主體是人，工具是石頭，措施是摸著並利用石頭，目標是過河。在這裏，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石頭的價值也不應低估。在人過河的過程中，石頭至少起了兩方麵的作用：一是方向性的作用，二是工具性的作用。方向性的作用重要，在於它提供了正確的導航；工具性的作用必需，在於它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在其他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沒有“石頭”的輔助，人們就不能到達河的對岸。
其實，讀懂古典也似摸著石頭過河。這裏的“石頭”就是曆朝曆代的注釋和譯解。如果沒有注釋與譯解，後人幾乎不能與古人溝通，不知其內涵，不明其意義，既不能讀懂文本，又不能了解真相，更談不上傳承文明了。如果沒有前人不斷地譯解《尚書》、《荷馬史詩》以及《大唐西域記》等經典名著，後人也隻能是望書興歎、不知所措，求真相、繼絕學皆是空中樓閣，毫無可能。例如，《荷馬史詩》是用方言而且是多種方言寫成的，金嘴狄奧說：“荷馬並不拘囿於一種單獨的方言，而是在伊奧尼亞方言中混合了多立斯方言，甚至阿提卡方言，將這些不同口音的言辭像染布一樣謹慎地組織起來，並不是隻注意到他那時的方言口語，而是返回往昔，摭拾一些阿卡亞古話，賦之以流行的活力，恰似在一個長久廢棄的密窖裏發現一枚古老的錢幣；即使是蠻族的語言，亦不鄙棄，任何具有優美或雄壯力的詞語，都不忽略。荷馬的隱喻與他對日常語匯的點化功夫，也值得稱賞。他已然證明自己在措辭、用韻上都是一位富於創造力的詩人，他還擅長模擬各種音響，無論是水聲、木聲、風聲、火聲、海聲、石聲、銅聲、獸聲、禽聲、笛聲以及牧徒們的哨聲。因此他從不怯於用語言表述各式各樣的構思，並且，借由他豐富的想象，他能夠引導心靈產生他所要的任何一種情緒。”[2]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沒有各個時代的解釋、注解，當今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讀懂荷馬。即使是公元前5世紀寫就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至公元前1世紀哈裏卡納蘇斯的狄奧尼修斯時已很難全部讀懂。狄奧尼修斯在其《論修昔底德》一文中寫得很清楚。他說：“能解修昔底德書中一切義音者少之又少，若無人與之箋注，則有數義終將暗昧於世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