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張騫“以郎[1]應募，使月氏”，為匈奴所獲，逃走後至大宛，經烏孫，到月氏。“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複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於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張騫出使大月氏、大夏等都有很多報道，但就是忽略了張騫從大夏帶來的當地音樂——“胡樂”。
《古今樂錄》雲：“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
《晉書·樂誌》也有載：“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複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我們通過追本溯源的方法發現，這些記載最早出現於西晉人崔豹的《古今注》。無論是《古今注》、《古今樂錄》，還是《晉書·樂誌》都告訴我們，張騫在出使西域時，曾學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又根據這一曲子，更造新曲二十八解，皇上將其定為武樂。魏晉以來，二十八解雖不複具存，但還有十曲流行，由此可見摩訶兜勒音樂對我國民族音樂產生的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