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黃炎培在延安曾對毛澤東說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2]那麽，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們又能用什麽樣的方法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呢？這確實是擺在我們共產黨人麵前的一件大事，值得認真對待。而對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做一研究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它對於我們解決上述問題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曆代王朝在建立之初，大多都非常重視總結曆史（尤其是上一代王朝）的經驗和教訓，漢高祖劉邦在“馬上得天下”後，就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3]，於是便有了陸賈的《新語》。唐朝初年，唐太宗從維護統一和鞏固統治的需要出發，曾召集魏徵、房玄齡、封德彝等大臣一起探討前代的興亡盛衰。君臣各抒己見，相互切磋，史稱“貞觀君臣論政”，其目的就是“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4]。這一次政治討論，確實起到了明辨是非、統一思想的作用，為唐初政治局麵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個王朝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者對民的認識。在中國古代常常把“君”和“民”的關係比作“舟”與“水”的關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高明的統治者一般都能深明其中的內涵。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例，他不但常以此話自勉，而且還經常教育太子，讓其了解民眾的重要。唐太宗常說，“治天下者以人為本”，“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5]正是有了“以民為本”的認識，所以才有“與民生息”的政策。漢朝初年，蕭何“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民更始”。“順流與民更始”就是根據當時的現實狀況，順應戰亂之後百姓的需要，製定與民休息的政策。漢高祖劉邦采納了蕭何的建議，約法省禁；減輕田賦，定田租每年十五稅一，招還流民，讓其領回原有的田宅；釋放戰爭中自賣的奴隸，恢複他們的身份。漢惠帝時，曹參代替蕭何為相國，他一切遵守蕭何所定的法令，實行“清靜無為”的政策，鼓勵人口增殖與土地開墾，免除力田人的終身徭役。漢文帝則提倡農耕，免收天下農田租稅十二年。漢景帝即位，收民田租三十稅一。這樣的治國之道使漢初凋敝的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複和發展，出現了“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6]，“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7]的繁榮景象，保證了漢朝的勃興。唐初，魏徵向唐太宗進諫，說：“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堤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魏徵認為，對於國家來說，靜則安，動則亂，欲求長治久安就要使民安靜。漢之所以振興，在於與民休息；隋之所以速亡，在於反靜為動，徭役不休。其時正值大亂之後，百姓亟須一個安靜的環境，以便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他勸唐太宗薄賦斂，輕租稅，不奪農事，少興土木兵戈，不隨意動用民力，讓其安心生產。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意見，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出現了曆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