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兵
一引言
在17世紀以前的東亞世界，中日之間無論是親密合作也好，還是處於因“倭亂”“海禁”而致的“政冷經熱”狀態也罷，至少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尚未完全中斷，甚至中國的“唐船”在日本長崎的對外貿易中還一直居於首位，中國也自始至終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然而，自1601年始，作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的地位卻逐漸被越南山所取代。按照岩生成一的研究，自1604年至1635年，江戶幕府曾頒發朱印狀150人，對外派遣過356艘商船，其中有130艘直接駛往安南、交趾進行貿易l21。相互之間甚少聯係的日本和越南突然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驟然接近甚至熱絡起來。考諸前近代東亞區域國際關係史可知，日越雙方關係的突飛猛進便顯得極為突兀。那麽,這一“突變”究竟是怎麽發生的?又何以會發生?德川幕府這一由“北”向“南”的外交路徑轉變，又折射出了東亞區域關係怎樣的一種變化情勢與發展趨勢?顯然，這與1592年發生在東北亞中·朝·日之間的“壬辰倭亂”所激發的東亞變局關聯甚深。
20世紀中葉，以岩生成一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在探討日越關係相關問題時，其焦點主要集中於朱印船時代的日本與越南及其與東南亞的商貿活動，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因商貿關係而形成的大量日本人聚居而形成的“日本人町”問題，做了相當不俗的研究131。新近，菊池誠一從考古學的視角將越南會安的“日本人町”研究深入推進，不僅親自主持考察越南會安的日本人町考古，而且還負責修複現在“日本人町”的遺留文物與曆史景觀14。菊池對越南會安地區日本人町的考古學研究與田野調查，可以說是目前日越關係研究方麵最具說服力的一項實踐性研究。
由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率先在東亞世界“西化”進而成為亞洲最早的現代化強國，與其適成對比則是其他亞洲諸國漸次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故而此時的日本也就成為中、朝、越“救亡圖存”的學習對象。在此背景之下，越南學界最早從曆史上尋蹤日越關係興起原點與發展曆程的當屬那些赴日本尋求“變法之道”的“東遊運動”的文人誌士。1921年，曾有過日本遊學經曆的廣南學者黎餘TapChí)上最(lê Du')在其所編輯的《南風雜誌》(Nam P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