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學者”林羅山的外交文書和思想矛盾為中心
王來特
17世紀初，日本德川政權建立之後，雖然改變了豐臣秀吉時期過度武力擴張的政策，但仍以構建日本主導的區域秩序為目標。這樣的對外交涉方針，要求相應的思想文化配合，而隨著德川幕府治下社會穩定發展，經濟上對外依存度降低，貿易上本國主導權上升，日本的儒學者也產生了對來自中國的思想學說進行質疑、解構並進而進行再構築的衝動。從脫出中國思想影響一麵而言，日本儒學者的此種努力固可視為尋求學術道統之自立，但從其配合德川幕府的意識形態一麵來看，則頗與“自立”之名相乖離。但儒學者與幕府之關係亦因人而異，需要分別進行個案考察，而本文則擬選取林羅山(1583—1657)為考察對象。眾所周知，林羅山是少有的既被歸為德川時期的儒學者，同時又在幕府身居要職，並且參與過對中國交涉事務的人物，以學說配合幕府政策，於他應為理所當然之事。但細查羅山言說可知不盡如此，其所論有令“幕下變乎色”而不悅者，其著述亦可見為調適“己見”與“上見”的折中之舉。本文擬在考察林羅山參與起草的對中國交涉文書的基礎上，結合其行跡與著述對此予以探究。
一德川初期對中國交涉政策的實質
德川初期的對外政策在當代的研究中經常被描述為“善鄰友好外交”。這一階段，德川氏沒有如豐臣秀吉一般再次對朝鮮用兵，亦未揚言以武力征服中國，在策略上的確有所改變，此外，在德川家康(1543—1616)時期，為了同明朝進行有保障的互市貿易，幕府多次指示官員發送書信，嚐試建立官方聯係，正因如此，在“善鄰友好”論調的脈絡中，德川日本未能同明朝建立國家層麵交涉的責任無形中被推到了中國一方。然而若細審幕府書信的文字，可知其態度並非友好，當中不時可見欲以武力威脅促成貿易關係的言辭。同時，德川家康派遣的武裝船隊曾對中國台灣及東南沿海進行過侵擾，與台灣住民和明朝守軍均發生了武裝衝突，而幕府治下的薩摩藩更是於1609年入侵並實際控製了明朝的屬國琉球，以武力打破了中國區域秩序的框架。日本的實際行動與“善鄰友好”名實乖離，這也證明德川政權的和平姿態隻是為了緩解同豐臣時期交戰國的關係，打通貿易渠道的策略，其對外交涉及構建自身區域秩序的進程依舊具有濃重的武力底色。換言之，德川氏對豐臣秀吉的政策既有改變和調整，亦有連續性的繼承。另需注意的是，與足利幕府時期以自身名義致書明朝皇帝的舊例不同，德川政權在對中國交涉中並不是由幕府將軍向明朝皇帝上呈國書，而是由官員、地方大名等向明朝地方官發送書信。這樣的模式表明，德川氏的真實意圖，與其說是要恢複舊有的明、日勘合貿易，重新加入中國主導的朝貢貿易體係，毋寧說是要對以冊封—朝貢為前提的勘合貿易進行結構上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