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義的風尚，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漸漸遭受到種種反動。大家不複以體驗一幕悲劇的崇高情操為滿足，而更需求內心的激動。他們感到理智之枯索，中庸之平板，他們要在藝術品前盡情地享受悲哀的或歡樂的情緒。
這可不是一時的習尚，而是時代意識轉換的標識。十七、十八世紀的哲學把人類的智慧分析得過於精細，把人類的理智發展到近於神經過敏的地步，以致人類思想自然而然地趨向於懷疑主義的途徑。智慧發展到頂點的時候，足以調節智慧的本能，共同感覺與心的直覺都喪失了效用。所謂懷疑主義，所謂自由思想便是這種情態所產生的後果。思想上的放浪更引起了行為上風化上的放浪。十八世紀，在歐洲，尤其在法國，是有名的一個頹廢墮落的世紀。服爾德的尖利的譏諷與方德納（Fontenelle，豐特奈爾）的銳敏的觀察即是映現這個世紀真麵目的最好的鏡子。
大眾對著日趨崩潰的貴族階級已不勝憎惡，而過於發達的主智論也令人厭倦，人們隻深切地希求脫離沙龍，脫離都市，不再要吟味靈智的談話與矯揉造作的禮儀。大家想到田野去和鄉人接觸，吸收些清新質樸的空氣，以休養這過於緊張的神經。即是達官貴人，亦有從凡爾賽宮出來，穿著便服去巡視他們的食邑，王公卿相的女兒也學奏提琴，為了要和鄉人共舞。盛極一時的德裏阿儂（Trianon，特裏阿農）鄉村節慶即是領袖階級恣意縱情的例證。
《為死去的小鳥而傷心的少女》，1765
布麵油畫，蘇格蘭國家畫廊
整個文學宗派也適應著這種健全的、自然的、小康的感情需求而誕生了。盧梭及其信徒裴那達·聖比哀（Bernardin de Saint-Pierre，貝爾納丹·特·聖皮埃爾）盡情歌詠自然，唱起皈依自然的頌曲。多少在今日已被遺忘了的小作家在那時是極通俗地受著群眾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