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拿丹羅（Donatello di Betto Bardi，1386—1466，多那太羅）一生豐富的製作，值得我們先進行一番整體的研究，它們的發展曆程，的確和外界的環境變化與藝術家個人的情操養成協調一致。
對於陶拿丹羅全部雕塑的研究，第一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一個偉大的天才，承受了他前輩的以及同時代的作家的影響，接受了學派及傳統的教育，更與當時一般藝人同樣仔細觀察過了時代以後，漸漸顯出他個人的氣稟（tempérament），肯定他的個性，甚至到暮年時不惜趨於極端而淪入表現“醜的美”的寫實主義中去。這種曲線的發展，在詩人與藝術家中間，頗有許多相同的例子。法國十七世紀悲劇作家高爾乃依（Corneille，高乃依），在早年時所表現的英勇高昂的精神，成就了他在近世悲劇史上崇高的地位；但這種思想到他暮年時不免陷入極端的、故意造作的公式。囂俄（Hugo，雨果）晚年也充滿了任性的、荒誕的、幻想的詩。彌蓋朗琪羅（米開朗琪羅）早年享盛名的作品中的精神，到了六十餘歲畫西施庭（西斯廷）教堂的《最後之審判》時，也成了固定呆板的理論。
同樣，陶拿丹羅老年，當他已經征服群眾，為萬人景仰，使仇敵披靡，再也不用顧慮什麽輿論之時，他完全任他堅強的氣稟所主宰了。就在這種情形中，陶氏完成了他最後的四部曲——《聖約翰-巴底斯脫》（Saint Jean Baptiste，《施洗者聖約翰》）、《聖瑪特蘭納》（St.Madelaine，《抹大拉的瑪利亞》）及兩座聖洛朗查（San Lorenzo，聖洛倫佐）的寶座。在對付題材與素材上，他從沒如此自由，如此放縱。黃土一到他的手裏，就和他個人的最複雜的情操融合了。他使群眾高呼，使天神歡唱，白石、黃金、古銅——尤其是古銅，已不複是礦質的材料，而是線條、明暗的遊戲了。一切都和他的格外豐富格外強烈的生命合奏。可是，在他這般熱烈地製作的時候，他似乎忘記了藝術，忘記了即使是最高的藝術亦需要節製。在這一點上，兩種“美”——表情美與造型美——可以聯合一致，使作品達到格外完滿的“美”。但陶拿丹羅有時因為要表現純粹的精神生活，竟遺棄外形的美。法國拉勃萊（Rabelais，拉伯雷）曾經說過：“要創造天使並不是毫無危險的事。”這句話簡直可以拿來批評陶氏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