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論”的作者以新立論，但在絕大多數史料的運用和過程的描述上，仍然是舊話重提，而且其中的一些論點近年來已經提出了修正意見。如1905年孫中山在歐洲與朱和中等人爭論的焦點，“新論”沿襲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的說法，認為留學生主張“更換新軍腦筋開通士子知識”，孫中山不以為然，“謂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終以借會黨暴動為可靠”。雙方辯論三天三夜，孫中山最後才同意雙管齊下，表示“今後將發展革命勢力於留學界，留學生之獻身革命者，分途作領導人”，遂成立革命團體。此事頗有可疑。如果孫中山至此才決定“發展革命勢力於留學界”，那麽以留學生為骨幹組成革命大團體就帶有很大的偶然性，而這與孫中山對待知識分子的一貫態度以及他試圖組織新的革命大團體的設想不相吻合。朱和中早年發表的《辛亥光複成於武漢之原因及歐洲發起同盟會之經過》一文，對這件事的記載有所不同。當時孫中山詢問將來成事之方略，他答以“改換新軍之頭腦，由營中起義。先生不肯信，謂兵士以服從為主，不能首義，首義之事，仍須同誌自為之”。並指出要改革會黨條規，“使學生得以加入，領袖若輩，始得有濟”。[25]所以，雙方爭論的焦點應當是武裝起義以會黨還是以新軍為主體，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擔當領袖，絕無輕視其革命性的意思。
誠然，作者可以不同意拙見，卻不能不顧及自己文章的前後呼應關係。正如“新論”所引述的，惠州起義以後，“為了發展革命力量，壯大革命隊伍，於是孫中山‘變更計劃，暫時中止國內各省之軍事行動，而專從聯絡學界及海外華僑入手。蓋留學界可以培植建設及軍事之人才，而華僑可以募集發動之資金，二者均為革命進行必經之途徑也’”。可見孫中山絕不是到了1905年與朱和中爭論三晝夜後，才幡然猛醒，改變了對留學生的看法。“新論”既然未能指出孫中山在這短短幾年間幾經反複的變化過程，就不能不考慮如何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記載中權衡取舍，自圓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