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留存世間的文字言論不在少數，尤其是1918年以後，他努力於主義的建設與完善，發表了一係列的重要著作和講話。如果將孫中山的理論建設分為兩個時期，那麽後一時期與新文化運動大約同時展開。而這一時期雖然僅為孫中山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歲月的五分之一，留存的文字言論卻占總數的三分之二。不過，翻閱這些短時期產生的密集文字，感覺之一，似乎以北京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對孫中山的理論建設影響甚微，無論在孫中山的理論著作還是演講中，極少提到新文化運動各位旗手驍將的姓名及其風行一時的觀念主張。“暴得大名”的胡適的名字，幾乎從未正麵出現在孫中山的筆下，仿佛雙方完全無緣。
其實，正如學人所指出，胡適與國民黨人曾經一度是新文化運動的同道，胡適與孫中山也曾幾度聚首。對此，胡適倒是記得比較真切，在文章中幾次提及首次會見的情形。如1925年9月22日為劉熙關於《愛國運動與求學》的來信附言，說：“民國八年五月初，我去訪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內書架上裝的都是那幾年新出版的西洋書籍。他的朋友都可以證明他的書籍不是擺架子的，是真讀的。”[2]四年後，他在評論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時又提到：“次年（1919）五月初，我到上海來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蔣夢麟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他說他新近做了一部書，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談的話便是概括地敘述他的‘行易知難’的哲學。”關於此事，孫中山並無記述，隻是在《孫文學說》初版的第四章之末，對此後不久杜威的來訪略做交代：“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3]具體討論的內容，陪同杜氏前往的蔣夢麟簡略記載如下：“有一天我和羅誌希同杜威先生謁見孫先生談到知難行易問題，杜威對中山先生說：‘過重實用，則反不切實用。沒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