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年末，孫中山北上抵京，不僅與胡適的空間距離縮短，而且兩人有了再度見麵的機會，可惜這一次並非為了國事，而是因為孫中山病情垂危，協和醫院束手無策，名中醫陸仲安致函孫中山家屬，“謂西醫稱中山病為不治之症，按中華醫理，肝旁如硬木者，非肝癰即肝疽，有藥可治，並非不救之症。但肝癰肝疽，有陰陽虛實之分，不可混同施治”。[20]隨侍諸人欲薦中醫，擔心從來不信中醫的孫中山拒絕。1920年，陸仲安曾治好胡適所患令西醫束手無策的腎炎，轟動一時，由胡進言，孫或不峻拒，遂推李煜瀛赴天津訪胡。胡適開始覺得責任太重，麵有難色，抵京後經汪精衛一番勸說，尤其是提到孫“平時對胡甚客氣，換一生人往說，或可采納”，乃於2月18日偕陸同往。入室進言，“（孫）先生語胡曰：‘適之！你知道我是學西醫的人。’胡謂‘不妨一試。服藥與否再由先生決定。’”孫夫人也乘機間言，孫中山才勉強同意。[21]此事對孫中山的病情並無妙手回春之效，但從中可見胡適在孫中山麵前的地位與分量，以及胡適不避嫌疑的俠義，兩人似已捐棄因陳炯明事變而生的前嫌，修好如初了。
不過，胡適後來卻一再矢口否認他被陸仲安治愈過重病之事[22]，其原因除了與自己的西化主張不合，擔心有礙於科學發展外，更重要的恐怕是不斷有人將此事與孫中山逝世聯係起來，令胡適擔憂別有用心者借機陷害。以胡適在台灣的處境論，采取諸如此類的自保措施也在情理之中。
1922年胡適與國民黨之間由陳炯明事變而起的互相指責，雖因李大釗致胡適的一封來函逐漸平息，矛盾卻依然存在。而且胡適剛剛為被逐出宮的清室出頭辯護，又於2月初參加舉國反對的善後會議，聲譽大為受損，遭到許多進步人士的批評譴責。孫、胡二人能夠冰釋前嫌，別有原因。其中對於善後會議的態度，為一大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