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逝世後，胡適對他的讚揚似乎多了一些，盡管前此發生糾紛時胡適也不抹殺孫的成功之處。他告誡青年學生應注重學識的修養，才能幹預政治，“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正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餘那許多革命偉人，享了盛名之後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就放棄了”。胡適所說“我們不能期望個個青年學生都做孫中山，但我們期望個個青年學生努力多做點學問上的修養”[61]，似為多談問題少講主義的舊調重彈，有故意將青年引向歧途之嫌，但他在許多革命偉人中突出孫中山，至少可見後者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和位置。
然而，胡適與孫中山的恩恩怨怨沒有因為孫的逝世而終止。隨著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行，軍事上節節勝利的國民黨人政治上並未顯示出應有的大度，反而計較起前此胡適提倡好政府主義，公開批評孫中山，反對沒收清宮，參加善後會議，及其與梁啟超、丁文江等人關係密切等舊事來，加上北方軍閥疑忌胡適左傾，弄得周遊世界歸來的胡適有國難回，被迫滯留日本，以觀風向。其間不僅等待國內的朋友疏通關節，以保障生命安危和言行自主，同時也應對時勢和弟子顧頡剛好意的提醒，胡適似乎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宣傳口徑。顧頡剛認為，國民革命“確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級社會的革命，這一次是民眾的革命”。而胡適首倡文學革命，提倡思想革命等功績國民黨未必記得，與國民革命相左的言行卻常說在口頭，希望胡適不要繼續發表必然被加以“反革命”罪名的政治主張，而要沿著遊俄時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的趨向，先順從民眾講其所服膺的三民主義。[62]
胡適此行在歐美幾次以《中國的文藝複興》為題發表演講，所講重點與在國內時頗有不同，到日本後似進一步有所調整。1927年5月5日，胡適應東京帝國大學辯論部之邀，在該校34號教室再次演講《中國的文藝複興》，聲稱辛亥革命雖有革命之名，實際結果專製主義依然延續。自覺的領導者認識到，真正的國民革命必須首先教育全體國民，著眼於非政治的革命即文藝革命，廢止在現代及未來生活中毫無意義的古典語言即文言，采用日常語言作為思想感情的表現形式。這樣的著述家努力普及，結果引起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革命，各學校的教科書均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語書寫，民眾教育開始得到實現，思想家努力介紹西洋文化，分析批評中國固有文化，中國的國民精神大為高揚，於是1917年以後再向政治方向發展。不用說大學生的運動，從來沒有訓練、毫無秩序的國民運動，也逐漸發展為訓練有序的政治運動，實現了國民全體的教養。[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