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胡適的關係，雖然經曆了幾個階段的變化起伏，並有若幹不可調和的根本分歧，仍大體可以用求同存異來定位。雙方關係的破裂，突出表現於1922年胡適在陳炯明事變中公開站在陳炯明的一邊，指責孫中山的觀念行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胡適因此被貶為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代言人。近年來過甚其詞的斥責和無限上綱的帽子已被棄置，但孫、陳之爭的是非似乎不容置疑，使得對此態度鮮明的胡適難辭其咎。學人或指其有關言論代表資產階級的右翼勢力，或稱其對現實政治相當隔膜，不明真相，或以為其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和獨立超然的文化評價過於超前中國的現實，或者幹脆避而不論。[1]其實，即使以對孫、陳衝突性質的通行認識為前提，胡適的態度與事變本身畢竟不能同日而語。由此透視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的升降浮沉及其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不僅可以增加對胡適言行的了解同情，而且有助於體察各派政治勢力認識中國革命性質與道路的異常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