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中旬，陳炯明發動兵變，與孫中山公開分裂。很少插手政治的胡適一反常態地迅速表態，開始他隻是批評孫中山的策略，沒有明確支持陳炯明，不過回護後者的傾向已然十分明顯。他說：
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於是有八年聯安福部的政策，於是有十一年聯張作霖的政策。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2]
接著胡適又連續在《努力》周報發表評論，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文化觀念和政治哲學，維護陳炯明的立場和行為。[3]
這時的胡適，雖然才打破“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誓願[4]，公開介入政治一年，但他對中國波譎雲詭的政局卻一直沒有停止觀察。這一番話，反映了胡適回國以來的政治思考、政治聯係和時政見解，與孫中山關係密切、分歧明顯並對其表態起重要作用的，至少有三點：其一，對直、皖、奉係軍閥的態度；其二，對陳炯明其人的認識；其三，對聯省自治和武力統一的看法。
從1919年起，在直、皖、奉幾大派係的軍閥之間，孫中山視直係為頭號死敵，而試圖與皖、奉聯係結成“三角反直同盟”。[5]胡適從一開始對此事就極不以為然。1919年年底，他曾就有關傳聞詢問沈定一，沈告以9月徐樹錚、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到上海與孫中山會談的情形，據說此事由焦易堂、謝良牧、田桐、光雲錦等人牽線，戴季陶、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很反對，“其中以朱執信反對最烈”。戴季陶也“根本的反對”，隻是他和孫中山口頭契約：“背後不反對他；不用文字反對他。”所以暫時不下什麽批評，將來或許用很尊敬的態度對孫中山進行批評。孫中山則認為此事是“一種政策”，北方政府和談總代表王揖唐到上海後，孫中山撇開做投機生意的焦、謝等人，另找居正、許某某，“代表他往來做電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