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孫“係”與新文化運動的接近，共鳴最多的並非胡適，至少發展趨向不以胡適的主張為皈依。而且在孫中山一貫思想的主導下，國民黨人關注新文化運動的目的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1919年11月，戴季陶撰文批評當時思想界和社會人士隻“注目在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差不多沒有人去研究。即使有一兩篇關於政治問題的文字登載出來，也引不起人的注意。而且多數熱心的人差不多都很厭棄這一種著作”。他呼籲：“我們不能厭棄政治，我們還要研究他。我們不放任官僚、武人、政客、紳士的專橫，我們還是要驅除它打破它。我們不是不要全消費社會的組織，我們隻是要改造他整理他。”[19]朱執信也斷言：“缺了可以實行的方案，新文化終歸破產。”[20]新文化派分離後，其中的共產主義者與國民黨逐漸走上政治聯盟的道路。
在此期間，從1921年5月起，胡適不顧他人勸阻，打破誓言，開始講政治了。隻是恰好應了吳稚暉對孫中山說的那句話：“你要做政治家，就得做藏垢納汙的政治家。”早在1920年，上海的國民黨人就誤信胡適與研究係接近而有惡評。[21]朱執信曾撰文論道：
從前胡適之叫人不要多談主義，要多研究一點問題。在我看，談主義，談問題，是一樣的。現在的人何嚐不談問題，不過談的並不是研究，隻是一個空談罷了。真要研究問題，自然也研究到一個主義上來，沒有可以逃得過的。現在談主義的人，人還曉得他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外。談問題的就要走進新文化的內部來占一個位置了，所以危險最大。[22]
陳獨秀也告誡胡適：“我總是時時提心吊膽恐怕我的好朋友書呆子為政客所利用。”[23]事實上好政府主義的美夢，確是在直係軍閥吳佩孚的控製下進行。[24]胡適為此一度與吳佩孚的“諸葛亮”孫丹林來往，輕信吳、孫兩人可以“相助為善”。[25]而吳佩孚是孫中山的死敵，聯吳實在犯了國民黨的大忌。在為陳炯明辯護時，胡適又將其叛孫與吳佩孚推倒段祺瑞，趕走徐世昌，背叛曹錕相提並論，稱為“革命“，反對用“悖主”、“犯上”、“叛逆”等“封建時代的貴族的舊道德觀念來評判現代的行為”。[26]胡適交友常常是但問人品，不分政見，本來容易遭人物議，黨同伐異的國民黨自然不能容忍。邵力子便寫了《叛逆與革命》，指責胡適替陳炯明辯護，為吳佩孚捧場，是居心難問。[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