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胡適與國民黨的衝突愈演愈烈，不知如何收場時，事情出現了轉機。是年8月，李大釗南下上海，參加中共中央的特別會議，與孫中山會晤，加入國民黨。[40]8月30日，胡適接到李大釗的來信，後者告以“中山抵滬後，態度極冷靜，願結束護法主張，收軍權於中央，發展縣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據之局。洛陽對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議員即日返京。昨與溥泉、仲甫商，結合‘民主的聯合戰線’democratic front與反動派決戰。伯蘭稍遲亦當來京，為政治的奮鬥。《努力》對中山的態度，似宜讚助之”。並囑胡“將此情形告知夢麐、一涵諸同人”。[41]
李大釗致胡適函為解開糾纏不清的各方關係提示了一條線索，如果照此辦理，則孫、吳矛盾，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的對立均不複存在，胡適與孫中山的衝突也將迎刃而解。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壓力下，對於時局采取的謀略。此函內容及胡適的反應極為微妙，各家但取其中一二片段，圓成己說，而不及各方麵的牽連關係。其實是函包含理解胡適有關言行的重要線索，值得深究。
胡適論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可以說，陳炯明事變前後，胡適與蘇俄和中共走得相當近。盡管思想和時政方針上均存在分歧，他不僅與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等保持良好關係，而且毫不避諱地與蘇俄來華的官方人士進行接觸，與為共產國際提供報告的俄共黨員天津大學教授柏烈偉有所交往。[42]他對於吳佩孚、陳炯明的看法，顯然有中共中央及北京、廣東支部意見的影子。胡適踏足政壇，雖以《努力》為根據，真正涉及時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歡與李大釗交換意見。他們曾是好政府主義的同道，雖然不久李大釗因中共中央的決議而退出，和吳佩孚的關係依然保持。胡適第一次做政論寫《我們的主張》，半夜脫稿時首先打電話與李大釗商議邀人開會。與吳佩孚的高參接觸，也由李居間介紹。胡適對吳佩孚的相當勉強的好感，多半來自李大釗的影響。後者告訴胡適：“吳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隻是政治手腕稍差一點。”而胡適覺得“其實政治手腕也很難說。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勝似吳佩孚的拙”。[43]除集體會議外，兩人還多次單獨長談或用電話討論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