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政治性格的表現說明，任何曆史人物的性格都是複雜的組合體。英雄人物的所作所為絕非都那麽高大完美，可能甚至往往必然有許多並不光彩照人的言行。同樣，反麵人物也不會一言一行都浸滿邪惡。複雜的曆史環境塑造了複雜的曆史人物，孫中山容忍帝製、出讓權益，與維新誌士的武裝勤王、洋務官僚的愛國抗敵一樣，均不違背各自的本質，而且剛好從不同的側麵反映了各自的本質。近代史上處於政治鬥爭旋渦中心的風雲人物，往往也就是那些置身於中外文化碰撞焦點的人。盡管他們分屬於不同的階級、階層或集團，政治傾向有別，卻又有著共同的特征，與古代及現代曆史人物明顯區別開來。透過政治性格特征，有助於認識近代社會政治舞台上活躍著的人物群像。
有外國學人認為，為賢者諱的做法嚴重影響了海峽兩岸孫中山研究的學術價值。不能全麵客觀地依據史實再現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學術研究就難以取得既是曆史的，又是永恒的成果。歌德說得好：“真理與謬誤出自同一來源，這是奇怪的但又是確實的。所以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粗暴地對待謬誤，因為在這樣的同時，我們就是粗暴地對待真理。”文藝理論研究者提出，偶然性、個性不僅僅是必然性與共性的具體表現形態或演繹，事物的必然性表現為無限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並不是朝著同一邏輯方向運動，而是雙向逆反運動，隻有這種雙向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偶然性。也就是說，必然性正是通過雙向可能性的矛盾運動才與偶然性構成一對辯證範疇。偶然性本身是二極的必然性，任何事物都是必然性規定下雙向可能性的統一。愈是接近純粹抽象的思想領域，其發展的偶然性愈多，曲線愈曲折。就個人而言，每個人的性格都是在性格核心規定下的兩種性格可能性的統一。一個現實形態的英雄，往往可能出現一種偶然的思想和行動，似乎背離他性格的常軌，特別是當一個人處於感情衝動之時，會做出用理智難以說明的行為。這既是偶然的，同時又是必然的，是必然性規定下的偶然性。這種性格雙向逆反運動的外部動力，在於環境的隨機性。[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