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40年，正是中國社會急劇動**的時代，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令人難以承受和應付。孫中山不愧為民主革命的先驅，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描繪了中國社會未來前景的美妙藍圖——民主共和。令人讚歎的是，無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幻莫測，他竟然將這理想貫徹始終，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幾乎從未停止過為達到理想目標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奮鬥。麵對險象環生的惡劣境遇，經曆從舉國擁戴的風雲人物到一文不名的流亡生活，這樣的大起大落令不少有為之士、熱血青年或望而卻步，或中途落荒，孫中山卻始終一往無前，毫不動搖。這種超凡精神使得許多同時代人難於理解，陳炯明說他是不切實際的理想家[2]，更多的人呼之為“孫大炮”。實際上，孫中山把他的宗旨演化為中國未來社會的理想藍圖，反過來這種盡善盡美的景象又激發了他對自己政治信仰的幾分宗教式的虔誠與**，把理想當成治療一切社會弊病的靈丹妙藥。有感於孫中山40年的執著追求，可以說他的確無愧於一位政治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構成了孫中山政治性格的一個方麵。
然而，如果僅僅把孫中山歸結為理想主義，可能導致曲解其政治性格特征，甚至循著陳炯明的邏輯，把他所懷抱的崇高理想誤認為虛幻縹緲的空想。支持孫中山理想化信仰的，恰恰是靈活務實的機動策略。不少有識之士對他的堅毅精神和務實風格十分欽佩，早在1904年就有人感慨地說：“今青年之士，自承為革命黨者雖多，實則皆隨風潮轉移，不過欲得革命名稱以為誇耀儕輩，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之規畫者，舍孫文之外，殆不多見也。”[3]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的靈活策略，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其極端表現，策略與宗旨往往看似相歧甚至相悖，即使政治鬥爭以勝負輸贏為目的實為通則，在此前提下實施高度靈活的策略並非例外，仍令人覺得其似乎有些不擇手段，目的至上。信仰的理想主義與策略的實用主義的矛盾統一，構成了孫中山政治性格的重要特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