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人物或領袖在曆史上往往發揮超常的作用，而其作用的大小，除了取決於該人物所屬的群體及時代等要素外，還受其個性的影響。所以馬克思說：曆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麵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1]階級與個人不能等同，階級性或許決定了個性的最本質方麵，但個人並不總是以其所屬的階級為轉移，因而階級性不能代替個性；同一階級甚至同一政治集團中的不同人物在相同的曆史條件下起著不同的作用，所以也不能簡單地用時代局限性來解釋他們之間的種種差異。如果隻是在必然性的範疇中尋找區別這些差異的根據，而把個性這一在宏觀領域中的偶然因素排開，否定它對人物具體行為的決定作用，那麽，栩栩如生的人的曆史活動就會變成呆板的機械運動，個性差異淹沒在階級定性的公式之中，從而使千姿百態的曆史群像千人一麵，籠罩上一層宿命論的神秘色彩。
所謂個性，本身也包含著內在的兩重性，作為一般人性的具體表現，它反映了人與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區別，其內涵是單純的；作為特定曆史階段和特定環境中的具體人，則又是無限豐富的。相對於個性所體現的一般人性，階級性無疑抽象得多。階級分析打破了抽象的人性觀，使得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社會經濟關係的客觀基礎之上，認識由籠統進一步細分化，但不應把個性僅僅當作抽象人性的表現而拋棄。一般人性和階級性可以反映個性最基本或最本質的特征，可是個性絕不單純為一般人性和階級性的具體表現形態或演繹，它還包含大量不能為後者所涵蓋的因素。通過曆史人物研究階級性，需要抽象掉這些因素，一旦回到具體曆史人物的研究，卻必須著重考察這些因素。因此，研究曆史人物，不能簡單地停留在階級分析的層次上，而要具體地把握一般人性、階級性和個性三個不同層次的區別與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