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以進而討論如下問題：
一、孫中山一貫努力將反清活動推向全國，為此盡可能廣泛結交各地各派的領袖人物。庚子他力求發動一場全國性的大起義，在動**的形勢中乘亂實現反清變政的政治目標。由於自身實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運用靈活策略，不僅同意梁啟超的聯合宗旨，積極支持自立軍的中原大舉，而且爭取與保皇會、中國國會合作，與李鴻章、劉學詢等合謀兩廣獨立，上書港督卜力尋求援助，向法國、日本示惠。這是務實的政治家為達到戰略目標而采取的明智之舉，其適時變換符合多數人的意願和形勢的需求，有利於促成聯合大舉行動。如果不是康有為從中作梗，求同存異、互相呼應的中國革新派未必沒有乘亂取勝的機會。至於此後局勢如何發展，還有待於各派勢力的進一步角逐。如果孫中山不顧人們的共識，一味堅持排滿，反倒給人以種族複仇的狹隘之感，妨礙聯合大舉的全局。
二、中國士紳有民重君輕、天下己任的觀念以及異端結交江湖的傳統，又受近代民主思想的影響，如果朝廷政府一意孤行，不顧社稷蒼生，他們便不約而同地寄望於國民。汪有齡說：“大局日非，伏莽將起，我輩願為大局效力，必須聯絡人才，以厚其勢。……即有事起，各竭其力。”[168]夏曾佑認為：“觀官場之習，滅種已定，萬不可救，然此隻可歸之為政府之末流。舉國之民分數大支，今不過可決政府之一支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盡棄之也。”[169]與國會關係密切的經元善表達得最為明確：“堂堂中國政府，惑邪啟釁，無事自擾，以致宗社為墟，此上下五千年曆史所未有，逆藩權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後欲望支那自立圖存，全在國民聯群一致，並膽同心。舍此外，無可救藥之仙丹。”[170]他們雖以勤王為號召，但倡建國會，在清政府之外自行組成權力機關，並實際發揮對內對外職責，確如梁啟超所說，是乘勢借勤王以興民政。而且作為未來政府的首腦，光緒隻是人選之一，真正的權力機構還在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