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勢力曆來派係林立。戊戌政變後，除康、梁的保皇會外，其餘各派維新黨人也在尋求組織結合，以圖群策群力，挽救內外危局，正氣會和中國議會即聚合在上海的各種勢力而成。他們不像康有為那樣死守保皇立場，而以革新變政為宗旨，手段方式因時變通；與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於排滿一點，至於興民政則並無二致。因此可以統稱之為“革政派”（夏曾佑語）。孫中山與革政派的關係同樣值得注意。
長江下遊方麵，以汪康年為首的江浙士紳實力遠過於唐才常。由於各自與康有為的關係親疏有別，雙方聯合中磨擦不斷。戊戌變法前，唐才常的活動範圍基本不出湖南，勤王運動以上海為根據地，不得不借重原來譚嗣同、梁啟超的人脈關係。他組織正氣會和中國國會，便要依靠汪康年等江浙士紳。正氣會由會黨首領及革新派人士組成，後者主要成員為周善培、汪康年、葉瀚、丁惠康，雖然唐才常任幹事長，沈藎任事務員，實際上汪康年、葉瀚一派的影響力更大。正氣會成立不久，雙方發生矛盾，分別準備另立新會。唐才常為了避免與汪康年衝突，辭去正氣會幹事長之職，另組自立會，以便組織起義。葉瀚接任幹事長後，著手對正氣會實行改造。[124]
作為湖南、江浙維新黨人聯合以及哥老會與革新派合作的組織形式，正氣會所采取的方針其實正是唐才常、梁啟超、孫中山等人商定的“大合”主張，即所謂“欲集結全國之同胞，運動革新之大業，不得不寬其區域，廣其界限，以期合群”。[125]其中汪康年、周善培等人，與孫中山還有過交往。汪康年一直密切注意中國各界的動向，早在1895年3月，他就向梁啟超打聽過孫中山的情況，對後者有所了解，這應是倫敦被難事件發生後，《時務報》連續譯載海外報刊有關消息評論的重要契機。德國強占膠州灣後，汪康年憤於清廷“弭患無術，善後無方”[126]，借考察報務為名，和曾廣銓一同赴東，與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計，決心結合民間力量救亡圖存。在日期間，曾與孫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孫還專程陪同汪、曾二人到大阪，與白岩龍平、山本憲及僑商孫實甫、留學生汪有齡、嵇侃等會見《大阪每日新聞》記者。[127]一些日本人遂將汪康年與孫中山相並提。[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