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至3月，戴季陶作為孫中山的隨員訪日，3月底歸國，4月初再次發表對日評論。在這篇題為《強權陰謀之黑幕》的文章中，戴氏對日本的態度出人意料地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前此他視日本為中國的頭號大敵，這時卻表示要“講善鄰之策”，與日本“聯絡”、“提攜”，“以共謀黃種之存立”，還解釋道：“日本為東方之先進國，又為黃人種中最強之國家，若能互相聯絡，內則可以助吾國之建設，外亦可以防野心國之侵略。”[61]這一變化如此之大，如此突兀，不能不究明原因。
就文章表麵看，使戴季陶改變觀念的直接導因是日本朝野的對華態度。他說：“抵東京以來，見乎日本官民上下，其欲與吾國聯絡之誠意，實極美滿。而實業界諸人，勤勤懇懇之衷，尤吾人所深感激者也。中山先生之東遊，日人朝野上下，無老幼男女，皆莫不表極歡迎之意者，非歡迎中山先生一人也，實極希望中日之聯絡，而圖東亞大局之安全也。”日本是世界八大強國之一，也是唯一的亞洲人種強國，很難與歐洲列強對抗。中國為大國，“人民眾多，物產豐富，中國若富強，則以一國之力，可當日本十倍。合中日兩國之力，以與歐洲人種之列強抗，歐洲人種之國，未有不翻然改其侵略主義為聯合主義者。如是則兩大人種，攜手並行，世界平和，於是乃可希冀。故大而言之，中日兩國之聯絡，為黃白人種聯合之起點；小而言之，則中日兩國聯絡，亦可以保全東亞之大局”。過去因為清廷專製守舊，“不足與有為”，日本“為自衛計”，對華“不能不持強硬態度”。辛亥以後，中國政治改革，建設共和，“此日人所以極欲與吾國聯合者也”。他還以日俄關係為據，證明日本聯華意向的真誠。先此，俄國外相欲以讓日本經營東蒙古為誘餌，換取其對外蒙獨立的認可，但“日本並不為俄國之所搖動，且極力圖與吾國提攜。是可知日人今日朝野之意見，皆共同一致，為兩國之安全計，亦為世界之平和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