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思想已轉向反清革命的戴季陶再度因文字罹禍，輾轉於日本、國內間，後亡走南洋，加入同盟會，參與《光華日報》。由於迄今已見1911年8月以前的《光華日報》未署撰稿者姓名，無法確認其間戴季陶有關日本問題的文字。武昌起義後，戴由南洋歸國，先是密謀東北反清起義，繼而積極參與政事。雖然自1912年3月起主持《民權報》筆政，關注重心集中在瞬息萬變的內政方麵，較少對國際局勢、特別是日本問題發表評論，直到1912年6月，日本問題才再度為其筆鋒所向。到1913年訪日止，先後在《民權報》上發表了《今日之外交界》（1912年6月5～7日）、《公道與人道》（6月19日）、《瓜分之實現》（7月25日）、《機會均等之結果》（7月30日）、《四十五年之日本》（7月31日）、《日本政治方針之誤》（8月4～5日）、《日俄與內外蒙古》（8月9日）、《中國之軍事問題》（8月15～16日）、《征蒙與拒俄》（10月29日～11月3日）、《日本內閣辭職觀》（12月5日）、《內閣辭職後之日本政局》（12月12日）等一係列重要文章以及大量短評。
與辛亥前相比，戴季陶這一時期對日本問題的評論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視日本為中國的頭號外敵，二是加重對軍事問題的關注。當時最嚴重的主權危機為俄國挑唆外蒙獨立，在舉國一片抗俄聲中，他反複強調：“吾人在今日，所急宜以全力預防者，非止外蒙與俄國。彼東方之日本，正吾人當頭之第一大敵也。”[31]還進一步從一般國家原理、東亞局勢、日本近代曆史及政府方針等幾方麵加以論證。就一般原理言，“蓋擴張者，國家之自然發展也”。明治以來，日本人口迅速增長，內部秩序整齊，軍事力足以維持國勢，“則其向外之侵略，非其政治家之野心也，國民之自然殖民性使之然耳”。[32]從東亞局勢看，中國的外敵為英、法、俄、德、日五國，“今日在中國利害關係之最深者為日、英、俄，而日、俄之進行尤急”。[33]由於德國在巴爾幹半島加緊擴張，“諸國關係皆受歐洲國際間之牽製，而不能專事東方”。“由此觀之，則可知今日與中國存亡關係最切者，厥為日本。日本者，東方之德意誌也，其國力既足以自給而有餘，而以人口增殖，地方限製之故，絕不能不為對外之擴張也。”[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