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時期戴季陶對日觀的變化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即清末任《中外日報》《天鐸報》編輯時期、民初主持《民權報》筆政時期和1913年隨同孫中山訪日後。
戴季陶與日本的關係由來已久。1902年，他進入成都東遊預備學校學習日語，兩年後便在川北中學堂擔任日籍理科教習小西三七的翻譯。1905年赴日留學，直到1909年歸國，前後滯日五年。他自稱：“天仇之遊日本也，六曆寒暑，於其國之內容雖不敢謂為詳悉，然大概亦有心得處。”[2]戴長於學習語言，口語尤佳，這使他在留學期間得以和日本人士廣泛交往，受到優待。他入居的東京鬆濱館，一般不接納中國留學生，對他算是破例。[3]
當時正值革命、立憲兩派在留學界大張旗鼓地活動，戴季陶雖然擔任過留學生同學會會長，卻並不熱衷於派係政治，甚至認為那些積極從事政治活動者多屬見識膚淺，品性輕薄，不屑與之為伍，因而專心學業。除學好法學專業外，對明治維新後的政治法律製度建設以及日本的曆史、文學、社會、時政也十分關注，閱讀了大量有關著作。歸國後，在發表於《江蘇自治公報》的第一篇文章《憲法綱要》中便指出：清廷的憲法綱要“取法日本者頗多。重言之，即謂為翻譯之日本憲法亦無不可”。[4]這時日本文學鮮為國人注意，戴季陶卻先後發表過《日本文學之鱗爪》（1910年8月13日《中外日報》）、《片片的日本文學觀》（1910年11月7日、8日《天鐸報》）等文章，對日本的小說、和歌，如《源氏物語》《平家物語》《三鏡古事記》《萬葉集》《古今和歌集》《枕草子》《徒然草》等以及日本文學的基本特征加以評介。由此可見其對日認識的全麵與深入。
由於日語好，社會接觸麵廣，對日本國情的了解體會也較為深刻。這種深刻性體現於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麵：其一，讚歎日本近代文明發達及其稟性美的一麵。戴季陶對日本印刷出版業的興盛印象極深，認為“國家之興衰，視乎出版業之盛否。日本以區區小新進國，既入其都，則大印刷廠也，大書店也，連軒毗戶。每年所出書籍，不知幾千萬種，故文明進步為東洋冠”。[5]推而廣之，“即以社會事業而論，日本之改革遲於吾國，而今則工商業已足加入歐美市場，其學術如醫科等，且為歐人所不及，發達如德國亦既派學生留學於其醫科大學矣，戰鬥力則足以勝強俄矣，國力則已並韓侵滿矣”。[6]在他看來，“東洋之國，以中國為最大，以日本為最文明”。[7]不僅如此，盡管他明知“若非深知日本曆史者，必痛詆此論之非也”，還是公開肯定“日人為最有美的性質之民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