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的《日本論》，一直被視為近代中國人日本觀的代表性論著。[1]有人稱黃遵憲、戴季陶、周作人為知日派三白眉。然而，這一主要存在於對象國日本的看法，與本國人的評價相距甚遠。不少人認為，國民政府在“9·18”事變後采取對日妥協政策，擔任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戴季陶難辭其咎。到20世紀70年代，台灣大學政治係教授許介麟還對戴季陶的《日本論》、特別是日本方麵高度評價戴著予以激烈批判。作為國民黨的日本問題專家和身居顯職的權要，戴季陶的日本觀不僅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人對日本的一種認識，而且主導了國民政府的對日國策，成為對曆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觀念。
迄今為止，分析戴季陶的日本觀主要依據兩種著作，即出版於1928年的《日本論》和刊登於1919年8月《建設》雜誌的《我的日本觀》。細讀兩書，不難發現，前者是增補後者而成。具體而言，《日本論》前14節是移植增改《我的日本觀》，後10節則為加寫，主要從曆史、文化、社會等角度深入剖析日本。在兩書之前，1917年戴氏奉孫中山之命赴日，探測日本朝野對護法運動的態度，歸國後在《民國日報》發表連載40日的長文《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據他自稱，該文和《我的日本觀》一起，解析了中日衝突的表現、根源和焦點，說明了國際間的日本的意義。而《日本論》並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的內容。通過大量收集排比資料，可以發現：1.《日本論》不足以全麵反映戴季陶的對日觀，至少沒有包括時局與對策部分；2.戴的對日觀有一個形成、發展、變化的過程，辛亥前後至為關鍵。不了解戴季陶對日觀的形成前史，就很難理解其中的種種隱情或言外之意，從而給予全麵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