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孫中山致書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的時間，主要有三說，即六七月間、7月24日和7月底8月初。
《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持第一說，其底本為平山周所著《中國秘密社會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訂，1912），編者注稱：底本說明此件寫於香港舟中（7月中旬），而《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日文原本則謂在此之前，因而酌定。[1]後一書名即前引平山周書日文原本的標題，該書1911年11月出版於東京，平山周並未明確指出孫中山上書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隻是說“孫於舟中仍不忘此事”，致函港督。參照上下文，平山周至少這時認為上書卜力是1900年7月18日李鴻章北上過港之前所為。
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根據《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文獻》（名山出版公司，1944）的底本，將此事置於1900年6月間進行敘述，認為是何啟按照卜力的授意，與陳少白密商，要興中會領導人聯名向卜力上書，提出改造中國的方案，請予以協助，然後由卜力居間，撮合孫中山與李鴻章合作。孫中山在橫濱得到電告，即複電表示同意。於是，陳少白約集在港興中會領導人草擬上書，交由何啟、謝纘泰譯成英文，由孫中山等人具名後遞交卜力。其時間過程的判斷描述，顯然是綜合了宮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夢》、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的有關記載。此說將平治章程的提出和孫、李合謀廣東獨立事聯為一體，認為李鴻章最終北上及英國政府表示反對，標誌著合作活動的中止，從而使得上書之舉變得毫無意義。金衝及、胡繩武的《辛亥革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看法與此大體相同。
7月24日說曾一度被學人普遍接受。台灣編輯出版的《國父年譜》《中華民國國父實錄》、吳相湘的《孫逸仙先生傳》、大陸編輯出版的《孫中山年譜》（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曆史係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均持是說。不過，台灣各書聲稱依據《國父全集》第1冊，而《國父全集》僅記為庚子年，沒有具體日期。《孫中山年譜》於是條頁下注稱引自《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卷第52～56頁，細讀後書，亦未標明日期，所注當指內容，時間或者仍然依據《國父年譜》。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編輯《國父年譜》時，不知根據何種資料定出7月24日這一確切日期。對此《國父年譜》未加說明。